《邸报》《塘报》都是官方所办类似今天“大内参”“小内参”一类的东西。《邸报》乃朝内的政情大汇总，记载皇帝旨谕和朝臣奏议；《塘报》内容多为地方军政大事要闻辑录，一般通过官方驿递系统在京城衙门府署送递并发至四方官署。
崇祯帝甫听到此消息，内心极恼，他还以为陈新甲故意泄露和议之事。于是，在隐忍一段时间后，他就附和众议，严旨切责陈新甲。如果陈懂事，严加自责，把皇上从此事中撇清，大包大揽声称责任完全在于自己一个人，保命肯定没问题。由此，他大可以回家优游山林。当然，官是保不了。
但陈新甲此时却较真，认为自己是皇帝面授机宜，当然不会承受反叛之罪。郁闷之下，他洋洋洒洒万言敷陈，力诉自己有功，广引崇祯帝敕谕中的言辞，抱着皇帝这棵救命大树不放。
最爱面子的崇祯帝忍无可忍，亲下谕旨，把陈新甲在任期间四座边城失陷、两个藩王被杀以及河北、山东七十二城被清兵蹂躏的“罪过”，全安在他头上。最后，归结为一个字：斩！
杀了陈新甲，明清之间的和议，自然不了了之。
明朝，失去了它集中力量对付内患的唯一一次历史机遇。
历史的黑色偶然性，在这一刻又露出了它狰狞的笑脸。假使陈新甲的家僮懒一点或是拉肚子，没有把那份和议的密报当《塘报》抄出去，今天的历史，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明末内忧外患，士大夫文人多以“知兵”自诩，以成大用。所谓唇吻韬略，竟成金紫之资，亦为杀头之源。这些人中，好坏参半，贤愚夹杂。熊廷弼、杨镐、袁崇焕、卢象升、孙传庭、杨嗣昌、熊文灿、洪承畴、陈士奇、陈新甲等人，皆是名噪一时的文人统帅。特别是崇祯一朝，由乡试而至巡抚大员者竟多达十人（崇祯以前整个明朝间仅有三人）。也算是“时势造英雄”吧，“知兵论武”在时势多艰的情况下比走科举之路要便捷得多。所以，陈新甲、何腾胶、宋一鹤、丘民仰、刘可训等人才能迅速被升擢重用，往往两三年就做到别人通过正常途径要在官场熬上二十年才能得到的官位。
文人“论兵”“知兵”这种高级“玩票”，只有明末这种衰世才会特别突出。当然，比起南北朝时期和“戎服讲经”，明末士人要踏实一些。可悲的是，在外敌强兵压境、内患不断的紧要关头，士大夫们仍然把“韬略”当作万能药剂，醉心于“诸葛亮”的帷幄算计之战，却忽略了武备和士气的重要性，本末倒置，还沉浸于“羽扇纶巾”于谈笑间让“强虏”灰飞烟灭的梦呓中。此种传统儒学陈旧意识导致的虚骄习气，也正是他们大多下场悲惨的主要原因。
历史机遇的一再丧失，明朝，不能不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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