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以亚当为主人公的短篇——《亚当独白》——大约也创作于1905年前后，但生前未发表。《亚当独白》中，人类始祖穿越到现代纽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并质疑诺亚当初在将动物装入方舟时，遗漏了有益的动物，而装入了很多有害的动物；第二部分亚当坐在公园的椅子上，与现代纽约一位推着婴儿车的女性谈话。
亚当夏娃系列短篇中，各篇风格上有比较明显的差异，有的幽默欢快，有的寓庄于谐，一些段落激烈直白、近乎控诉，也有些段落绵柔哀婉，读来催人泪下。读者不妨慢慢体会。除了篇幅较长的《亚当日记节选》、《夏娃日记》之外，其他的都是作者去世后出版的，一部分首次收录在1923年的《欧洲等地》中（包括《夏娃开口》、《伊甸园里的那一天》、《亚当独白》），其余的则要迟到1962年才首次发表，收录在《地球来信》中。总体看来，死后出版的作品对宗教的抨击比较明显，讽刺更加直白。后来的各种版本中，《亚当日记节选》、《夏娃日记》多依据1906年的版本，其他篇目则依据1923年和1962年的版本，仍常采用拉尔夫绘制的精美插图。
马克·吐温在中国知之者众。《竞选州长》曾入选中学教材，一代中国人读着长大的，抨击的是内战后不久的美国政治生态。《百万英镑》熟悉的人也很多，对社会各阶层的拜金主义进行嬉笑怒骂，是极高妙的讽刺艺术作品。长篇小说中，中国人最熟悉的当属《汤姆·索亚历险记》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年轻读者尤其喜爱。中国知网上用“马克·吐温”进行摘要检索，有学术文章二千五百余篇，近十年来每年都在二百篇左右，可见学术界对其文学成就也非常重视。马克·吐温自己曾说：“声名如蒸汽，流行乃偶然，唯遗忘乃尘世唯一确信之事。”此话虽含至理，却似乎不能用在他自己身上。马克·吐温已逝世一百多年，但人们并没有忘记他。
知者众，误解亦深，马克·吐温在中国尤其如此。根据马祖毅先生的考证，马克·吐温是中国清末最早译介的美国作家之一，1905年即有《俄皇独语》与《山家奇遇》两个短篇刊于上海的《志学报》，其时作者尚在人世。《亚当夏娃日记》实际上是译介最早的马克·吐温作品之一，在时间上比《汤姆·索亚历险记》、《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要早二十多年。1931年，左联作家李兰就译出了《夏娃日记》，由上海湖风书局出版，署名唐丰瑜，前有鲁迅先生的序言，谓之“《夏娃日记》小引”。鲁迅先生认为这部作品形同美国姑娘，分明上了年纪却依然要做出天真的笑来，“幸而靠了作者的纯熟的手腕，令人一时难以看出，仍不失为活泼泼的作品”；鲁迅先生称赞译本中拉尔夫的插图柔软清晰，布局可比清季的任渭长，但远比任作健康；对李兰的译本也非常肯定。
然而，译介最早的作品未必流传最广。《亚当夏娃日记》由李兰首译之后，在中国沉寂了很多年，读者只知道社会批判家马克·吐温，不知其他。近年来中国学者杨金才、于雷对马克·吐温在中国的译介评论史做过详尽的梳理，有一些有趣的发现，用心的读者不妨去看一看。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对于马克·吐温有非常固化的刻板印象，概而言之，不外乎“幽默”、“批判”这两个关键词。“幽默”是艺术形式，并不是简单的文字游戏或说笑话。鲁迅先生说，马克·吐温是“含着哀怨而在嬉笑”，是“表里两样”的，不过鲁迅的评价并没有改变此后人们对马克·吐温的先入之见。
“批判”呢，指的是作品的内容，由于特定社会环境的要求，我们过于凸显马克·吐温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讽刺鞭挞，放大了其作品的社会性，忽略其他内容，尤其是其中关于人性的思考，像《亚当夏娃日记》这种剥离社会背景、直白表现爱情的作品，在某个时期显得不伦不类，难以归入宏大叙事，只好搁置不理。现在看来，用“幽默”涵盖他的诗学特性，用“批判”遮蔽他的思想内容，都是有失公允的。我们对马克·吐温的译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有很大成就，但用吴钧陶先生的话来说，给读者留下的是一个正确却不全面的印象。
近年来，我们对于马克·吐温的了解逐渐解缚，除了社会批判类作品之外，他的寓言、政论、杂文、小品甚至科幻、“穿越”故事，都得到了更多关注，其中《亚当夏娃日记》尤其应该受到重视。在晚年创作的这一系列故事中，马克·吐温表达了他对人类起源与归宿、人对世界的认知、宗教信仰、人类之爱、科学之理等问题的思考，也注入了他一生最刻骨铭心的眷恋与柔情。相信读者阅读这些故事之后，会看到一个与刻板印象完全不同的马克·吐温，对他的作品也会有更全面更深切的体会。
周小进
201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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