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穆拉特·霍尔斯特德死了，他是我的朋友。
他非常讨人喜欢。他共活了将近八十年，其中有差不多六十年的时间都献身于奴隶般的勤奋而又艰苦的编辑工作当中。我们的生活形成了强烈的对照。
我的父亲在1847年的3月24日离开了人世，那年我11岁。自那个时候起，到1856年的年底或者是1857年的年初为止，我也曾工作过，并且一直都在工作—虽然不是非常勤奋，非常乐意，而是非常烦躁，非常懒惰。对于工作以及生活，我既抱怨生气，又厌恶倦怠，并且在没有人进行监视时，总是想方设法偷懒。
统计数字表明我做了差不多十年的工人，现在我已将近到73岁了。在我看来，自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干过活—除了在太平洋沿岸做大名鼎鼎的记者的时候，如果我懒散干活的那两三年可以称之为劳动的话。所以我觉得，我完全能够有理由说，当五十年或是五十一年前我自印刷所逃出来时起，我便不再是工人了，并且永远不再是工人了。
至于在密西西比河上做领港，对我而言那并不算是干活，而是在玩，一种同以往那种混沌地玩所不同的新鲜玩法—快活地，精力充沛地，惊险刺激地玩—我打心底里喜爱这个差事。
在洪堡山银矿的时候也是玩，并且光是玩，因为我没有干什么活儿，都是我那些要好的朋友们干的，我只是坐在一边进行欣赏。在埃斯梅拉尔达银矿时我也不劳动，因为希格比与罗伯特·豪兰都在我身边，我仍旧只是坐在一边进行欣赏。在那边的石英厂里，我干铲矿渣的活儿，那是真正的活计，非要我亲自拿着铲子去干不可，但我是个地道的懒汉，第二个星期末就退出了，
这不仅是我自己愿意，并且给我工资的人也是同意的。开矿这一经历整整历时十个月，在1862年的9月底便结束了。
之后我又去了位于内华达州的弗吉尼亚市做新闻记者，后来成为旧金山的新闻记者。这样碌碌无为地度过了两年多的领薪水的懒惰生活之后，我便从《晨报》的岗位上退了出来，那次退出是恳求的结果，自然是老板的恳求。但我却不愁找不到饭碗，在那之后我出任了弗吉尼亚市《企业报》的驻旧金山记者，前后共历时两三个月。
在此之后，我同吉利斯的伙计们在杰卡斯·古尔奇的矿洞里开了三个月的矿。接下来便去了夏威夷群岛，在那里做萨克拉门托《工会报》的通讯员，共做了五六个月。1866年的10月，一个偶然的机会令我突然变成了演说家。从那时起一直到今天，我向来都能够不做任何事也能将生活维持下去。因为写书和杂志上的文章，那始终都是玩，算不上干活。生活过得是如此合我心意，工作又是如此顺我脾气，所有这一切都让我感到非常得意，对于我来说，那只不过是类似于打弹子球之类的游戏而已。
至今我仍旧想不清楚，勤奋的穆拉特·霍尔斯特德为什么会被罚做六十年的编辑劳役，但懒惰的我却能够免受这个刑罚，一生都闲散得如此快活。看来这也实在是太不公平了—有些不公道。但是，人间的法规似乎有这么一条，应该得到的人得不到，而不应该得到的人却要什么便有什么。据我看来，这种安排简直是太滑稽了，但它却正符合我们一贯所见的人间法则。
三十多年以前的4月10日，我同我的小家庭搭乘“霍尔萨希亚号”预备去德国，至少准备好了要动身，但在最后要走的那一刻又临时决定在港湾里抛锚，看看天气如何再说。很多人都搭乘了拖轮来同乘客告别，一直到天黑决定起航时才告辞。
拖轮开走之后，我们却发现穆拉特·霍尔斯特德仍旧同我们在一起，本来他是来给他夫人以及女儿送行的，但却不得不留了下来，没有其他的办法。我们立刻出海。除去身上所穿的衣服之外，霍尔斯特德没有带其他的衣服，但旅途要持续十四天之久。幸亏船上有个人和霍尔斯特德一样魁梧，并且这样的人只有一个。他也只能穿得下这个人的衣服，其他人的都不行。这个有幸巧遇到的人叫做贝阿德·泰勒，他的体型超乎常人的高大，正好与霍尔斯特德相当，他有很多衣服，也愿意同霍尔斯特德分享，这是因为两人在邂逅之前便已经是多年的朋友了。
我与他们在吸烟室里玩儿，一直到半夜，才将这样一件古怪的事弄明白了。他们两人已经有十年没见面了，一见对方仍旧像自己这样魁梧、健康，这样心宽体胖，都大吃了一惊，禁不住感慨不已。因为这么多年以来，两人都认为会听到对方的死讯，要明白，在两人分手之前，医生是都对他们下了死刑判决书的。他们两个人都得了心脏病，医生说两年内必定要死去，医生曾经要求这两个人必须要过安静的生活，只可以走路，不可以跑步，非到万不得已，不要爬楼梯，尤其是要尽可能地不受惊吓或是刺激，不可以突然激动。
他们都清楚，对于他们来说，一次突然的过分激动就足以令他们立刻完蛋。因此这十年以来，两个人总是轻手轻脚地走路，从不快步疾行，也从不跑跑跳跳，上楼时就像蚂蚁爬山一样，同时他们也总是尽量避免过度兴奋。所以他们从来都是健康得像一对大象那样，虽然他们自始至终都搞不懂怎么还会一直活着。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