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辑（下）
4.张居正之后最好的帝王师
万历皇帝在位四十八年，是明朝十六个皇帝中享祚最久的一个。有史家认为，明朝灭亡的最大罪人不是别人，正是这位万历皇帝。他一生中做过最激烈的事，便是对张居正的清算。从那以后，他退居深宫，对一应朝廷大事，都表现出漠不关心，好像这天下不是他的一样。斥责他的大臣很多，但他概不搭理。这种忍耐性也确实了得！他的爷爷世宗皇帝处理“大礼案”，凡是反对他的人，一律治以重罪。万历皇帝挨骂的次数与程度，都远远超过世宗，但他只当什么事都没发生，十之八九的奏疏都留中不发。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叶向高的这一篇。万历皇帝被叶向高斥为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不但不生气，反而给叶向高升官，调任叶向高为南京礼部右侍郎。叶向高此次在北京只待了两年，名义上当了太子的老师，却是连太子的面都没有见着。在南京不知不觉又待了九年，由礼部右侍郎改任为吏部右侍郎。虽然品级一样，但由礼改吏，在官场看来，这等于是晋升。
其时，在内阁任首辅的是沈一贯。叶向高同沈一贯一样，都是史官出身，又同为太子的老师。所不同的是，叶向高的学问更扎实，他的论史文章，很多都有真知灼见。如他论述治理天下的原则：
夫王者之治天下，非以我治之也，以我治天下者，私天下者也。夫天下大矣，吾生一私心必有所徇于人，必有所不便，故其势不得不出于术。弥缝掩饰以愚斯民之视听，而济己之私，此有我者也。有我则我之心狭隘，而与王者不相似。夫所谓王者何也？公其心而矣。
——《王道荡平正直论》
叶向高认为王者应行的王道就是天下为公，不要试图以权术蛊惑视听，采取愚民政策。这种民主政治的观念，在明代的政治家中并不多见。
论国家兴亡，叶向高亦有创见：
天下之祸，莫大于人臣之求胜也。人臣有邪正，君子小人，唐虞三代所不能免，其进退用舍，相为胜负，亦其势有必然，未成大害。惟君子用而专，务扶小人之所为；小人用而专，务扶君子之所为。各恃其胜心，快于一逞。
以国家之政事询臣下之意，向而为之君上者，泛泛然不能自主。卒之君子不胜则小人之祸烈矣。宋之极盛，则祥符、庆历年间。其时君子小人亦屡进屡退，而无损于治者，以政事出自朝廷。臣下去留，不能大有变更也。
——《宋论》
这段论述，叶向高阐明一个观点，国家兴亡的主要承担者，就是皇帝。若皇帝有主见，则臣子中的小人再多，也不能有损于政治。
叶向高治吏论政，很少说那种酸溜的秀才话，也不落空泛。所发议论，都取之于史而落实在当下，是有的放矢，且切中时弊。张居正之后的帝王师与首辅，叶向高应是最有思想的一位。
5.首辅是维持会会长
万历三十五年（1607）五月二十六日，万历皇帝签发了一道诏旨，任命退休在家的原礼部尚书于慎行、礼部侍郎李廷机、南京吏部右侍郎叶向高三人同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与机务。
自沈一贯与沈鲤同日退休后，内阁只剩下朱赓一位辅臣。朱赓为人淳厚谨慎，为政素无大过。他因是沈一贯的同乡而受到提拔，为此，亦为士林所诟病。二沈离职后，朱赓已经七十二岁，勉强支撑时局。其时，中央与地方政府处在瘫痪状态，吏治松懈，朝政涣散。朱赓实感力不从心，于是给万历皇帝写了数十封奏疏，希望他补齐部院大臣，增补阁臣。万历皇帝概不答复。万般无奈，朱赓要求退休，并脱下官袍换上素服到文华门恳求，万历皇帝一味慰留，但言官又对他穷追不舍地弹劾，两相夹击，朱赓心力交瘁，死在任上。
于慎行、李廷机、叶向高的任命，便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万历皇帝还下诏起用已退休多年的大学士王锡爵任首辅。王锡爵坚决推辞而不到任。于慎行勉强到任，但已病得下不了床，到京不到一个月就死于家中。在没有任何老臣掌舵的情况下，两位新任阁臣赶着鸭子上架，承担起权力中枢的责任。而李廷机因为是沈一贯体系中的人，所以一上任就遭到言官的猛烈攻击。这样，他亦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内阁的重担，实际上落在叶向高的身上。此时，内阁首辅名义上还是王锡爵，因他坚持闭门不出，从未履任。叶向高实际上承担着首辅的责任。
不知不觉到了万历三十七年（1609）的三月，这一天，礼科给事中王元翰带着家属徒步离开京城，挂冠而去。
这个王元翰当了四年言官，他为人清正，敢于揭露官场的腐败和种种违法乱纪的行为。因此，他遭到许多官员的忌恨。于是，便有一个名叫郑继芳的御史，受人嗾使，上疏弹劾王元翰“盗窃国库金银，克扣商人财产，赃物达数十万元”。王元翰非常愤怒，上疏辩冤。但万历皇帝仍然不闻不问。郑继芳之流便有恃无恐，派人将王元翰的家包围封锁。王元翰无法自明，只好将自家箱柜中的财物全部取出搬到大街上，听凭那些包围他家的官吏拿走，他自己则带着家人一路痛哭离开京城。第二天，吏部便将王元翰开除公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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