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辑（上）
明代所有的帝王师中，对国家社稷贡献最大的是张居正，对皇帝倾注心血最多的也是张居正。但是，他给家人带来的悲剧也异常惨烈。帝王师中除了方孝孺，摆在第二位的悲剧，应该是张居正了。
赚得龙颜一笑之——记大奸臣严嵩
1.早期还想当一个诤臣
偌大一部《明史》，记载了二百六十九年间明朝人物。有资格进入《奸臣传》的，只有六人，他们是胡惟庸、陈瑛、严嵩、周延儒、温体仁、马士英。这六人中，胡惟庸当过宰相，陈瑛当过御史，余下四人均是首辅。明代官场中，利用手中权力贪赃枉法、结党营私者不在少数，为何只有这六人有资格当奸臣呢？史官遴选时，定了一个标准。
宋史论君子小人，取象于阴阳，其说当矣。然小人世所恒有，不容概被。以奸名，必其窃弄权柄，构结祸乱，动摇宗佑，屠害忠良，心迹俱恶，终身阴贼者，始加以恶名而不敢辞。
可见，被选为奸臣的条件也很苛严，甚至比选忠臣更难。很遗憾，本文的主人公严嵩，竟然在众多列选名单中高高地胜出。
严嵩是江西分宜人，长相有三大：大个子、大眼睛、大嗓门。弘治十八年（1505）春考中进士。斯时他只有二十二岁，可谓少年才俊。金榜题名后四十天，孝宗皇帝驾崩，尔后武宗皇帝即位。严嵩是在老皇帝手上获取功名，新皇帝手上参加工作。由于他长相奇特，加之策论深得主考官赏识，于是得选庶吉士，两年后授翰林院编修。二十四岁就当上了皇帝跟前的词臣，可谓少年得志。但是，一年后他就以养病为由向吏部告假还乡。在老家筑了一座钤山楼，又埋头读了八年书。这八年京城的政治，我已在《屡经忧患身心老》一文里做了介绍。我想，严嵩不肯待在京城，应该与太监刘瑾的专权有关。人变坏会有一个过程。年轻时的严嵩，对腐败的官场以及骄横的奸佞还是抱有警惕，不肯同流合污。这八年，他的学问大有长进，而且回避了官场的险恶。
严嵩于正德三年（1508）回乡，正德十一年（1516）返回京城。离开家乡之前，亲友送别，他写了一首七律《将赴京作》赠答：
七看梅发楚江滨，多难空余一病身。
关下简书催物役，镜中癯貌愧冠绅。
非才岂合仍求仕，薄禄深悲不逮亲。
此日沧波理征棹，回瞻松柏泪沾巾。
这首诗透露了两个信息：一是吏部催他返京复职；二是他深感“薄禄深悲不逮亲”，他渴望财富，对薄禄不感兴趣。可见他不肯赞同“安贫乐道”这一传统知识分子赞颂的美德。他对财富的渴求，为他日后大肆受贿埋下思想的种子。
严嵩回京时，京城高层人事正发生变动，首辅李东阳退休四年后去世，接任的杨一清紧接着致仕，而接替杨一清的是礼部尚书蒋冕。这位长期执掌礼部的蒋冕很有声望，对有才华的年轻人乐意提携。大概是他的荐拔，严嵩回到翰林院，担任侍讲的职务。
翰林院的官员分词臣与讲臣两类。严嵩先前担任的编修，是词臣，而侍讲则是讲臣。比之编修，侍讲更加清荣，给皇帝讲书，就是“帝师”了。跨进“帝师”的门槛，严嵩的仕途便步入了快车道。因此，严嵩第一次向武宗皇帝进讲孟子的《国君》与《进贤》两篇时，便觉得这是无上的殊荣。讲毕回家，又写了一首诗：
刍荛何语可闻天，敬展瑶篇洞案前。
从谏愿逢明后圣，审官期用国人贤。
壶添玉漏移睛旭，香近金炉引瑞烟。
幸逢太阳依末照，愧从沧海托微涓。
诗中表现出来的情绪，除了卑微，还是卑微；除了感激，还是感激。不过，从留下的讲稿来看，严嵩还是一位不错的讲师，兹录一段：
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欤！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
以上是孟子《进贤》的原话，以下是严嵩的讲义：
这是孟子告齐宣王以用人不可不谨的言语。如不得已，是谨之至的意思。卑是卑小，逾是过，尊是尊大，疏是疏远，戚是亲近。孟子说，贤才是人君致治之具，而尊卑疏戚，尤为国家名分所关。但人之贤否不同，故于进用之际不可轻忽，须是再三详审。如不得已，一般须得谨而又谨，方可进用……
这是四百九十五年前的讲义，简直就是白话文，不但文字浅近，而且用词准确，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就能听懂。听课的武宗皇帝，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小学文化。严嵩的讲义，是为他量身定做，不但用语浅白，而且内容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斯时刘瑾已倒台并且伏诛，武宗不思悔改，又宠爱与刘瑾同一个“数量级”的佞幸江彬和钱宁。严嵩对武宗皇帝讲《进贤》，就是要他敬君子，远小人。由此可见，此时的严嵩，还是心存正气的清臣。
很显然，武宗皇帝不喜欢严嵩玩这种“借古讽今”的把戏。他从来就厌烦出席经筵听讲，这与讲臣们的教谕有直接关系。严嵩大概只当了一年多的“帝师”，就被安排到南京翰林院担任掌院。明升暗降调离京城，这在明代是对那种既有才干又不讨人喜欢的官员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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