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辑（下）
3.“王道”与“佛道”
大约在洪武八年（1375），朱元璋下诏天下各寺院通儒的僧人来京入觐，经金陵大天界寺住持宗泐的推荐，姚广孝自苏州来到南京。《明史·姚广孝传》中记载此事：“洪武中，诏通儒书僧试礼部。不受官，赐僧服还。”
为何朱元璋要特别召见通儒的和尚呢？这一点，姚广孝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新注演义序》一文中有记载：
今圣天子诏令天下僧徒习通《般若心经》及《金刚》《楞伽》，复诏取诸郡禅讲师僧会于大天界禅寺，校勘三经古注，一定其说。颁行天下，以广博持。于是天界住持宗泐等折衷古注而释焉。
宗泐是朱元璋深为信赖的大和尚，正是由于宗泐的推荐，姚广孝才得以参加由朱元璋倡议的三经校注工程。这是姚广孝第一次为大明王朝做事。但做的还是和尚分内之事，即校注佛家经典。而且，他显然没有引起朱元璋的注意。第二年，三经校注完成，所有参加这项工程的和尚都赐僧服还山，姚广孝亦不例外，他有一首《京都送云海上人还山》可证此事：
朝辞魏阙返家林，秋到江南尚绿阴。
钟阜云归山寺近，石城潮落海门深。
僧中不有兴亡事，世上宁存去住心。
此别似难期后会，且留茶座抚孤琴。
从诗中可以看出，辞别帝都，姚广孝心中有排遣不尽的惆怅。这位道衍和尚，深知“僧中不有兴亡事”，但他偏偏爱说的，就是天下兴亡。李白来到黄鹤楼，感叹“眼前有景道不得”，是因为前有崔颢的题诗。姚广孝的“天下兴亡道不得”，是因为朱元璋没有问他。朱元璋在他面前“不问苍生问鬼神”，乃是因为朱元璋只把他当作一个诵经念佛的和尚。
姚广孝离开京师的这一年，正是刘伯温仓促返回家乡溘然死去的那一年，也是宋濂乞求回家养老的那一年。洪武八年（1375）的南京，于不经意间，将这几位大明王朝的精英轻轻地剔除了。
姚广孝回到苏州太湖西山的海云院，在院中觅得一间小屋，取名莲花室。他日夕坐于其中，研习佛法。他有一篇《莲花室铭》，单道此事：
洪武九年春，衍奉旨还西山之海云院闻小室。奉弥陀画像于西隅。日夕面之西称念，无过客则终日危坐澄想。已名之曰莲花室焉……
衍自少时知有弥陀教法，业深障重，虽发愿造修，或进而或退。兹年四十有八，死期将至，故痛自鞭策，要必往彼国莲花化生也。冀是花之有荣而无悴，因扁（匾）其室以自勉，乃为之铭……
从这篇短文中可以看出，姚广孝“奉旨还山”后，内心中受到的打击很大。刘秉忠碰到忽必烈后，先谈佛后论政，一拍即合。而朱元璋压根儿就没有和姚广孝谈论过政治。姚广孝感到自己苦等三十余年，仍无法行“王道”，于是下决心归于“佛道”。年满四十八岁的他，忽然感到死期将至了。他发愿要往佛国往生，变成一朵“有荣而无悴”的莲花。
但是，这位打算在莲花室中终老其身的和尚怎么知道，几年后，还会有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等着他呢！
4.无愁应只为宾王
洪武十五年（1382）旧历八月初十，朱元璋的结发夫人马皇后病逝，享年五十一岁。马皇后与朱元璋是患难夫妻，为人贤惠，在朝野上下威望极高。她的死，让朱元璋流出了平生最悲痛也是最汹涌的泪水。他命令所有就藩的王子们都赶回来吊孝。九月二十四日，马皇后在孝陵安葬。丧礼之后，各路亲王都要回到藩地，燕王朱棣在回返北京时，他的扈从中多了一个人，这个人便是姚广孝。
关于这件事，《明通鉴》是这样记载的：
时诸王奔丧送葬毕，将还，上命各选僧一人侍从之国，为孝慈皇后修佛事。
吴僧道衍，先以宗泐荐，名在燕府籍中，一见相契，燕王因奏请从行。道衍者，姚广孝僧名也。
宗泐向朱棣推荐道衍，大约是洪武九年（1376）的事。朱棣大约也是接受了道衍的，因此才有可能“名在燕府籍中”。但两人并未相见。朱棣就藩正是在洪武九年，其时二十岁。离开父母前往北京，一住就是六年。这次回来，有了六年的历练，燕王已是飒爽英姿，威武有加。朱元璋对他的这位四皇子，内心也是充满喜爱。很显然，让诸亲王带一位和尚前往藩王府为皇母祈祷，是朱元璋的主意，但道衍跟随燕王，却并不是朱元璋的指定。
关于燕王与姚广孝的第一次相见，明人札记中曾有记录，说是燕王乍一见到姚广孝其貌不扬，便生厌弃。姚广孝把燕王叫到一旁，耳语一句：“殿下若是带我前往北京，我将送一顶大白帽子给您戴。”这是一句隐语，王字头上加一个白字，即是“皇”字。朱棣听了这句话，当即同意带姚广孝回北京。
这种记载属于小说家言，不足为凭。但两人相见时，姚广孝已五十四岁，朱棣二十六岁。这样两代人的差距，燕王为何欣赏姚广孝，倒真是一个谜。
洪武十五年（1382）的十月一日，姚广孝跟随朱棣启程，乘船沿京杭大运河前往北京。上船后，姚广孝写了一首诗：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