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人才辈出的时代是从辛亥革命后到北伐战争之前，这二十多年人才急骤地喷发出来，出现了很多大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人才的面比三国时期更宽。孙中山创立了黄埔军校，三十八岁的蒋介石当上了校长。周恩来在法国，后经人推荐回国，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当时只有二十七岁。那时的周恩来只不过是一个知识青年而已，但一下子就进入了政治舞台的中心。三国时的诸葛亮被刘备三顾茅庐，出山当军师时，也是二十七岁，他们都是赶上了好时代。二十七岁就能够运筹帷幄，问鼎天下。如果不是在激进发展的时代，有可能吗？今天有很多大名鼎鼎的年轻人，二三十岁就成了大企业家，坐拥几十个亿的资产。这就有点像当年的诸葛亮和周恩来了。在经济领域里逐鹿中原，这也是碰到了好时代。
同过去人才辈出的时代所不同的是，当下这个时代给读书人创立的前所未有的机会，不是以战乱为代价，不是以军阀割据为代价，更不是以生灵涂炭为代价。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是在创造我们民族伟大的新史诗，它给文人提供的机会，是迈向盛世所创造出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一些年轻人很快找到施展自己才华的位置，像网易的丁磊、阿里巴巴的马云，身价都不低啊！有人说他们是碰上了好时候，不一定有什么超凡的才能。我不同意这个说法。能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不是超凡的能力又是什么？任何一个时代，一个人要想成功，都必须进入主流社会。国家实施重大战略转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候，经济领域便是主流社会。在主流社会里，我们会获得更多资讯，更准确地把握时代，获得更多地锻炼自己的机会。一个人只有经历了足够多的曲折和坎坷，尝到足够多的创业的艰辛，他才有可能成为一流的人才。
以我自身的经历为例，1980年我二十七岁获全国诗歌大奖。那一年春天，全国短篇小说、中篇小说、报告文学和新诗四个大奖一起在人民大会堂颁发，党和国家的十几个领导人来为我们颁奖。从一滴水中见太阳，从作家们受到的礼遇，我感到中国的春天开始了。几十名获奖作家中我的年龄最小，只有二十七岁，因此也特别激动，我感受到美好的时代开始了，我们要努力！这种强烈的感觉，不是飘飘然，不是得意忘形，而是让我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我感觉到社会向我开放了，我应为社会做点什么。当这种使命感在我心中升腾的时候，它让我躁动。领奖回来，我坐在南行的火车上，看到华北平原的麦子已经开始成熟了，白雾一般的地气在升腾，再没有那种萧瑟的感觉。我当时非常激动，就在火车上写诗：“我的坐在风车上的乡村啊，我的叼着旱烟袋的乡村啊，你说，我该怎样歌唱你呢？当有人把你从要饭的篮子上摘下来，洗得干干净净，重新放回到朝霞满天的原野时，这个人，我该怎样歌颂他呢？”这个人便是小平同志，是他让文人的价值回归。我觉得我生命的创世之旅就是从那一刻开始的。
四
现在我来讲讲为什么我在文坛有滋有味的时候，却又突然下海经商。我1981年二十八岁就调入省城，当上了专业作家。但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我突然感觉到所有的激情都消失了，每天坐在书房，不知道要写什么。1992年的某一天，我要出差，那时火车票很紧张，我便请铁路局的朋友给我买一张火车票。我提前五天告诉他，他很为难。后来他把票给我，说：“召政啊，你的这张票买得真难。”我问：“为什么呢？”他说：“你知道软卧车厢里坐的是什么人吗？第一是领导干部，第二是汉正街的个体户。”汉正街是武汉的小商品贸易市场，全国有名，这条街盛产万元户。在90年代，万元户还是很吸引人的。我听后心里有点不舒服，我说按规定我可以享受的啊！他说：“规定没用！只有这一节软卧，要坐的人很多，领导干部必须保证。个体户可以出三倍、五倍的价钱，你又出不起。”我说：“个体户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知识分子的尊严受到伤害。朋友说：“你也别这样说，不信你也去赚钱试试！”我说：“我就赚钱给你们看看。”朋友间谈话嘛，我很认真也很不服气：“高智商的人能写文章，还赚不回几个臭钱来？”在内心深处，我那时非常瞧不起商人。我的尊严提醒我，我得试试。那是一个物资短缺的时期，从生活用品到建筑材料，什么都缺。湖北有一个武钢，也有一个生产东风卡车的二汽。但不管是钢材还是汽车，价格都是双轨的，即计划内的价格比计划外的价格要便宜很多。一些有本事的人通过领导批条子弄出计划内指标，拿到市场上一倒手，大把大把的钞票就揣进了兜里，社会上管这种人叫“倒爷”。我也不知道哪来那么大的勇气，有权有势的亲戚一个也没有，偏还想当“倒爷”。我天天去看东风卡车的价格，然后绞尽脑汁想，到哪儿可以找关系批条子搞一台车，倒出去赚一笔钱。不到一年的时间，我把螺纹钢、东风卡车的价格搞得一清二楚，成了价格专家，就是没有当成“倒爷”。我出身于工人家庭，先天不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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