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如果从利益与社会地位来划分，文人不是一个整体。社会各个阶层里都有文人。私塾先生、账房先生是文人；吕洞宾、张天师也是文人；从秦国的李斯到晚清的翁同龢，中国的宰相几乎都是文人。皇帝可以不是文人，刘邦不是，朱元璋也不是。但刘邦手下的萧何、张良是大文人，朱元璋手下的刘伯温、宋濂也是大文人。离开了文人，中国的文明史将不存在。《易经》与《天工开物》这样的书，是文人写的；《全唐诗》与《全宋词》，也都是文人写的。贞观之治、万历新政这样成功的治国经验，也都是文人创造的。古代的文人中，通才很多。上马治军，下马治国，坐而论道，还兼通六艺，出了许多了不得的人物。今天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学科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所以不能像古代一样出通才。学问越来越专，决定了今天文人的队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导致了文艺的萎缩。我说的萎缩不是指量，而是指质。今天文艺的最大功能不是教化，而是娱乐。真正意义上的兰亭雅聚不复存在，而极尽奢靡的嘉年华却天天都有，娱乐明星都成了艺术大师，受到年轻人的追捧。这种情形下，真正的艺术很难出现。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是，今日的官场，已不是文人兴会的地方。古代的大文人，一般都另有一个大官人的身份。如唐宋八大家，几乎都是官员出身，这在今天几乎不可能。所以说，今天的文人比之古代，不是在膨胀而是在萎缩。
历史上读书人最高的理想是当官，这一点没错。为什么呢？在古代，文人最能实现自己理想的平台就是官场，只有当了官，才能完成自己的事功。东汉的班超在书房里把笔一丢，“大丈夫当万里封侯”，他觉得当一个秘书没有什么意思。今天，谁要是能当一个秘书，脸上就很有光彩。古代的文人并不这样想，而是觉得当秘书是个没出息的选择。班超果真辞去了秘书的工作而参军到了部队。投笔从戎的故事，就是这么来的。
古代读书人，完成理想分四个阶段，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循序渐进。前两项在个人领域，后两项在公共领域。一个文人的一生，便围绕这四样任务而展开。实施过程中，也讲究一个进退之道，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历代文人，达者很少而穷者很多，这是因为官场的位置有限，僧多粥少嘛。所以，当了官的文人就很光彩，就成了楷模，当不成官的文人就成了落魄书生。混得好一点的，就成了唐伯虎、李渔，成了风流才子。混得不好的，就成了金圣叹，惹来杀身之祸。读书人觉得自己最好的出路是当官，这应该是一种历史悲剧。造成这种悲剧的原因，是社会的发育存在问题。在专制社会，公共资源的配置权被控制在朝廷与官场。一个文人要想经邦济世，造福于民，首先就得拿到资源的配置权。这样，除了当官，他还有什么办法实现理想呢？
文人想当官，这不是文人的错，而是一种政治制度造成的。值得庆幸的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小平同志倡导开放之后，这种情形有了很大的改变。由于改革，知识分子不再只有当官一条路可走。社会精英的主体不再全部集中在官场上。在龙腾虎跃的今天，我在各地行走，经常碰到一些优秀的大企业家，看到他们的名片，往往在某某集团公司的董事局主席或CEO职务之后，还有一个头衔：博士。博士就是古代的进士，他们能够在当官以外的天地里寻找到为社会服务，实现自己抱负的天地和平台。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让中国的读书人有了空前释放自己创世激情的机会。如今，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知识分子，分流为三大块：第一块还是当官，国家、省市、地市一直到县的各级官员，可以说清一色都是读书人出身。没有文凭就不能当官，这有点古代的味道了。只不过古代的科举选士制度，比今天更严格一些。第二块是以两院院士为代表的科技教育界的知识分子，这些人造出了“两弹一星”，培养了几代知识精英，可谓居功至伟。第三块即企业家。20世纪90年代开始，掀起了“文人下海”的浪潮。这些文人，有点像当年美国淘金热潮中的西部牛仔，也有点像投笔从戎的班超。虽然失败的文人很多，不少人在商海里呛了水，灰溜溜地爬上岸来，但也有一些文人成了商界巨子、财富英雄，像联想集团的柳传志、搜狐的张朝阳、巨人集团的史玉柱等等，都写出了新的商界传奇。政治、科技、商业，这样三足鼎立，让文人们报效祖国、实现理想的机会大大增多。一个可能会终老江湖的文人，突然成了万众瞩目的大企业家，这是个人的传奇，也是社会的传奇。无数的传奇，诞生在我们这个改革开放的时代中。
三
中国历史上，曾有几个人才辈出的时代，一个是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之间，即春秋战国的转换期。那段时间出了老子、孔子、庄子、伍子胥、范蠡、孙子等等，这是中华文化的发育期。第二个时期是东汉晚期，就是我们说的三国时期。从公元189年董卓进入洛阳开始，到三国消亡，一共九十一年。这一时期天下大乱，诸侯割据，无数军阀都想问鼎天下，不停地征战。最后剩下魏、蜀、吴三国，它们都需要大量的人才保证自己战胜对手，在政治舞台上崛起。这就导致中国的人才成倍地释放，那些可能终老江湖的人变成了耀眼的军事明星、政治明星、战略明星。当然，这不是文化发展的时代，而是军事计谋发展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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