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
1、 帝王师与官场
记者：近百年来，对帝王师持否定态度似乎已成为一种不言自明的道德义务，而张居正是帝王师。您是否担心人家说您是传统知识分子对帝王师的崇拜，是古老而过时的人格作祟？
熊召政：《张居正》这部小说，就算我为张居正的审判者提供了一些事实吧，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在配合审判。至于张居正该不该唾弃，唾弃到什么程度，这类问题我如果过分参与，证人资格反倒是可疑的了。
记者：假如我认为，《张居正》一书对强权的共谋者太过倾情，您怎么看我？
熊召政：可能是双重人格。知识分子为了保持尊严，应该与强势集团保持距离。“帝王师”不但没有保持距离，而且成了强势集团的一部分，当然难以仙风道骨。不分青红皂白地藐视帝王师，可以很方便地显示出人格的尊严和独立性。可是一旦有机会做帝王师，人们也会倍感荣幸，这就是双重人格。我觉得这种人格有时候也妨碍读书人对社会生活的参与。
记者：以历史的态度看，作为知识分子，张居正的人格算是健全的吗？
熊召政：我跟你讲，就是用今天的态度来看，张居正的人格也是典型的，也可以说是分裂的。首先，在皇帝面前他必须委曲求全，他不能让皇帝发现他的理想与皇帝的想法相抵触，他必须忍耐，有时甚至不惜暂时放弃自己的理想。然而当他回到自己的岗位，面对国家的问题，又充满鲜活的智慧，灵动的谋略以及钢铁般的意志与强硬的手腕。
记者：不得已的，主动的分裂自己？
熊召政：可以这么说。中国的政治家大多都缺乏激情，而张居正却激情四溢。他的奏章谨小慎微，然而给朋友的信却激情满怀，对比非常鲜明。这可以看成人格分裂，也可以看成是中国知识分子对自身文化的深度自觉。
记者：张居正的私心，是否也可以理解为他对自身文化环境的深度自觉？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中，不给自己留后路简直得是圣人。
熊召政：张居正恰恰没给自己留后路，他说过“知我罪我，在所不计”。就是说，他求的是把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做成，而不是为了获得或避免某种评价。当时明朝显在的问题是财政问题，然而张居正却从整顿吏治这个根子上下手，孟子讲过“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张居正对既得利益集团的冲击是凶猛的。如果他给自己留了后路，他不会做得那么绝。正是这种担当精神，才使新法一推十年，效果显著。
记者：按照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中的看法，张居正“阴”的一面，也是使万历皇帝产生道德虚无感，进而荒废国是的一个重要原因。
熊召政：我认为张居正之所以身后获罪，最主要原因不在于“阴”的一面，还是因为他触犯了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比如说，一些政敌为了证明他是大贪官，抄家时下了那么大功夫，结果也只抄出十万两银子，其中仅皇帝赐给的就有一万多两。张居正对家属管教很严格，他的管家因为背着他收了点银子曾被他打断了腿。张居正确实不是干净到底，但作为一个宰相，肯定算不上大贪官。至于贪恋女色，喜欢华服美食……可以这么说：张居正腐化，但不腐败。
记者：张居正用人，最终也免不了结党的嫌疑。这种官场作风该怎么看？
熊召政：人治社会，所谓“不拘一格降人才”只能是一种理想。明朝官员，基本上都是先有功名，后有官禄。人才库是既定的，没有选择的。张居正也只能从他见过的，用过的人中去选人，也就是在同学、同事、同乡中选择。
记者：描写官场政治时，你是否带有官场决定论或类似的史观？
熊召政：张居正的改革，伤害的是官员、清流等强势集团，得利的是国家和人民。张居正是在搞官场政治，但官场政治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另外，一部书出来，所有读者都会以自己的经验学识进行价值判断，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没有一部作品能做到无人诟病，如果作者非要想得那么细，他的大厦将永远只能停在蓝图上。
记者：张居正的改革虽使晚明隐现振兴迹象，但毕竟没有挽救其覆亡的命运，您当初为什么选择写张居正？
熊召政：当前的改革，促使我去研究历史上的改革人物面临的任务，做法，成效以及个人命运。从商鞅，王安石，张居正一路看下来，我感觉到张居正这个人对我的吸引力是最大的。明万历年，中国文化到了“烂熟期”。就象苹果太熟了就会发软，就会长虫眼儿，最后烂掉。“烂熟期”的文化要想保持新鲜，必须进行改革。张居正改革前，明朝吏治腐败，经济行将崩溃。一看历史文献，我马上就明白了张居正为什么要改革，改革的难度又在哪里。张居正领导的万历新政，整顿吏治，裁撤冗员，“一条鞭”为国家储备了大量的金银与粮食，改革付出成本很小，得到收益很大，把行将崩溃的明王朝又支撑了六十年。这需要极高的政治智慧。另外，张居正这个人个性极鲜明，他一直充满忧患意识，一直有强烈的激情。机会不成熟，他有超常的忍耐；机会一旦成熟，他又有超常的担当。从历史和文学方面，张居正都是富矿。我选择写张居正，是想以此人勾画出明朝万历年的画面，因为一般人没有这么宏大的视野，难以触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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