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荆州市长江大学的演讲
一
我第一次来荆州，是2003年冬天。那次和我一起来的，还有我省著名的文学评论家王先霈先生，和著名的明史专家王春瑜先生。我在这儿和同学们见面的时候，他们去看张居正的墓园，费尽周折才找到一个满是泥泞的破败的墓地。这次来，我到荆州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到张居正的墓地。令人欣慰的是，他的墓地终于有了一点墓园的样子。从这一点来看，说明人们已经恢复了对张居正这位先贤的记忆。这是一件很令人高兴的事情。
我觉得今天能在这儿和同学们交流写作《张居正》的体会，这个意义比在任何地方都显得特殊。因为，这里是张居正的家乡。张居正死于1582年。从1582年到2002年我把这部书写完，我和他之间的交流整整隔了420年的时空。因此，我每踏上荆州这个地方，都会有一种很复杂的心情：一方面是怦然心动——因为这里是张居正的故乡，是生他养他的土地。另一方面又感到惆怅——因为这片土地在漫长的岁月中把这位先贤遗忘了。然而，也正因为他的被遗忘，使我产生了写作的动力。
因为我是湖北人，所以我经常想到，一个今天的湖北人和一个400多年前的湖北人穿越时空，进行一种心灵的交流，由于有着相同的楚文化基因，可能隔膜和误解会少很多。
二
我知道张居正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下海经商，1992年，小平同志南行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在深圳见到一个商界的朋友。那天晚上我和那个朋友在一起喝咖啡，谈到“改革”这个话题。他讲，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改革，开始的时候很顺利，后来都夭折了。唯独明代的张居正，他在世的时候改革是很成功的，只是在他死后才遭到清算。
之前，我只知道张居正这个名字，并没有很认真地去研究他的万历新政。这次谈话以后，我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第二天就去翻看明史。结果发现，明史中关于张居正的记载非常简单——肯定他执政的成绩，但把他列为“权臣”。什么是权臣呢？就是一个大臣使用了自己所不具备的权力。权臣在中国历史上的评价并不是一个褒义词，而是和佞臣、奸臣、庸臣一起，作为贬义词来使用。
后来，我不仅读到了朱东润先生对他称赞有加的《张居正大传》，也看到了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对他的评价。这就促使我去研究更多的关于张居正的材料。在研究的过程中，我慢慢找到了一条清晰的思路：张居正当首辅、实行万历新政的时候，明代已经是吏治败坏、土崩鱼乱了。它同小平同志倡导改革开放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第一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第二是国家机器运转不灵，第三是人心思变。张居正进行改革时候的明代就是这样一个状况。
其实，在张居正35岁的时候，明代就已经很糟糕了。他32岁时在翰林院里面当一个六品的翰林院编修。当时是严嵩当政，嘉靖皇帝坐朝，信任并依靠奸臣严嵩。这个严嵩当了二十多年的首辅，卖官鬻爵，昏庸至极，明代的吏治在他手上，可以说是彻底地变坏。张居正看不惯严嵩的那一套，但人微言轻，对政局起不了任何影响。他眼见没办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于是就辞官回家，在荆州呆了5年。这5年的荆州生活，实际上就像诸葛亮在隆中一样。当年诸葛亮在隆中隐居，静心分析天下局势，后来等刘备前来拜访时，他不仅条分缕析地分析了天下形势，还给刘备想好了具体的对策。张居正在荆州那几年，实际上做的是和诸葛亮同样的功课，就是在冷板凳上研究国家政治。
后来，严嵩当政后期，官场上对这位奸相的怨言渐多，而当年赏识张居正的徐阶又入阁当了次辅。这时候，张居正觉得自己有可能在政治上有所建树，于是在他37岁时第二次离开了荆州，回到京城。他这一次离开荆州，一直到54岁时才回来。
张居正到了京城以后，由于徐阶的帮助和很携，很快就当了国子监的教务长。嘉靖四十四年，严嵩垮台，徐阶当了首辅。由于他的推荐和支持，张居正从此青云直上。仅三年时间，就从五品官晋升为文渊阁大学士，并入阁当上了辅臣。由于这个勋职，张居正成了炙手可热的一品大臣。这一年，是隆庆元年，张居正42岁。也就是说，他42岁就进了国家的权力中枢，主管军事，相当于今天的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这时，他感觉自己26岁考中进士以后（特别是在荆州隐居的5年）一直在思考的国家问题，有可能通过改革来寻找解决的答案，于是就写了一道改革的奏章《陈六事疏》，从国防、吏治、财政、公文、赋税等六个方面论述了朝局进行改革的必要性，呈递给了隆庆皇帝。
这时的隆庆皇帝30岁，刚刚登基。他在登基前一直没有正式的太子名份，因为他的父皇嘉靖皇帝一辈子迷信，自从太子死后，就相信一个道士的话，认为自己在世时不能再立太子，如果立太子就是二龙见面，必有一剋，这样一来，本来顺理成章成为太子的朱载垕，一直熬到父皇死后才正式接班。十几年的压抑扭曲了他的性格，使他变得非常懦弱，只想着怎么把皇帝的位置坐稳，根本就不想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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