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汉大学的演讲
今天，给同学们演讲这个题目。我不知道同学们喜不喜欢历史小说，也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张居正》这部书。但不管怎样，我还是按计划进行，在这里谈谈《张居正》的创作。
一、我的大三峡
《张居正》动笔伊始，是1998年，正值我们国家的三峡工程开工。当时，我写下的第一行字是“我文学生涯中的大三峡工程也开始了。”
我准备用五年的时间写《张居正》。动笔之前，我的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做完，我已用了五年的时间研究明史。从1998年开始，再花五年将《张居正》写完。
所谓君子行必有方，动笔之前，我于98年清明节独自驱车到荆州去寻找张居正的坟墓。张居正是江陵人，他的墓地在沙市近郊。荆州沙市合并后，这坟墓便在荆州城内。可是，当我费尽周折找到这座坟墓时，我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景象，一块残碑，一杯黄土，荒草林立，周围是一个巨大垃圾场。比这景象更可怕的是，我走进荆州城中，问了许多人，皆不知道张居正的坟墓在哪里，甚至也不知道张居正这个人。
当时，我心中就产生了巨大的苍凉感。这个被梁启超称为中国古代六大政治家，在中国宰相系列里如此辉煌的一个人物，可是他家乡的后代人，却很少有人知道他。
我好不容易找到他的坟前，按照最民间的方式，烧了一点纸钱，并且轻轻告诉他，“我要把你复活！让我们这个善于健忘的民族，重新记住你。”我认为，整个民族对我们列宗列祖精英人物的失忆，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悲哀。我对他（张居正）说：“你很孤独，但不悲哀。活着的人才是悲哀的。”我们的后代子孙离历史再遥远，也没有理由忘记列宗列祖。如果忘记他们，我们就没有自己的民族身份与记忆。给他烧了纸钱之后，当天我就返回武汉，晚上，在孤灯之下，我开始了《张居正》的写作。
二、为什么选择张居正
我始终认为写什么比怎么写更为重要。为什么我要选取张居正这样一个人物呢？
90年以后，我一度非常苦闷。中国的改革走到当时那一步，可谓举步维艰。我总在想，历史上究竟有没有与我们今天改革相似的地方？怀着对这一问题的巨大兴趣，我顺着历史的轨迹，一层一层往下看。结果，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规律：从秦始皇到光绪皇帝，历史上的皇帝系列，几乎走的是江河日下的路线，中间尽管有几次中兴之象，如汉武帝、唐太宗，但整个大的曲线走势是由高到低。
可是从李斯到翁同和这样一个宰相系列，却一直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之上。为什么皇帝系列江河日下，而宰相系列始终维持一个较高的水准呢？这是因为中国的皇帝是世袭制，生下来你是太子，你就是皇帝。但中国宰相没有世袭制，只能一步一步依靠自己的才能干上去，所以，每一个宰相都是靠自己的能力奋斗出来的。对宰相而言，竞争机制和遴选机制一直在发挥作用。
同时，我认为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这两种人，在我们中国，是大量存在于宰相而非帝王。但综观90年代的小说、电视，为什么他们偏偏大量写皇帝，而且误导我们的读者，以为我们的历史都是帝王创造的呢？
与父传子、子传孙的皇帝相比，从整体上看，我觉得宰相的政治智慧要高出很多，这是他们在几十年的错综复杂的国务活动中磨砺出来的。他们不仅知道国情，也知道民情。基于这种分析，我就决定要写出一个宰相之杰来。
这样，我就从李斯到翁同和这样一个宰相系列中去找，找到了几个。在这几个中间，反复比较。比如王安石、商鞅、赵普、张居正、诸葛亮。所有这些人，我以为对今天最有启发意义的是张居正。因为他领导的万历新政，是一场经济改革。同我们今天进行的改革有很多相似之处。
找到这个人物之后，我就对嘉靖、隆庆、万历这3个皇帝进行研究。嘉靖在位45年，隆庆6年，万历48年，明代17个皇帝，273年国祚，这三个皇帝在位时间就占99年。他们的统治是明朝由盛转衰的重要时期。五年的时间，我花了三年研究嘉、隆、万断代史，后两年的时间，我研究张居正。研究完之后，我就决定动笔。
三、在历史与小说之间
一开始，我就学姚雪垠先生做了很多资料卡片。大约是1983年，我去见姚老，姚老第一句话就对我说：“小熊啊，你现在只写了一首诗（指《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一首诗能定乾坤吗？不行的。你死后，有没有给你垫后脑勺的作品啊？雨果有《悲惨世界》，托尔斯泰有《战争与和平》，我也有《李自成》啊！你那薄薄两张纸能垫吗？”
这句话可谓一记棒喝，让我心灵颤动。是啊，这首诗也就两百多行。不过两张纸，垫不起来。但我年轻气盛，有点不服气。我当时脱口而出，“姚老，我一定搞个砖头出来！”姚老说：“行啊，试试吧！”但我听出他的口气，是不相信我能写出个砖头来的。就是我与这位老作家这次不经意的谈话，奠定了我这一辈子要奋斗出这样一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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