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邓小平谈邓小平
1993年1月3日上午，邓小平给孙辈写信。信中说：对中国的责任，我已经交卷了，就看你们的了。我十六岁时还没有你们的文化水平，没有你们那么多的现代知识，是靠自己学，在实际工作中学，自己锻炼出来的，十六七岁就上台演讲。在法国一待就是五年，那时话都不懂，还不是靠锻炼。你们要学点本事为国家做贡献。大本事没有，小本事、中本事总要靠自己去锻炼。
1993年11月11日，邓小平同身边人员谈西雅图会议和香港问题，表示：处理国际问题要非常冷静。我最近处理问题有点急，这是老年人心态，今后不宜再过问政治问题。
邓小平晚年，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自己。
1977年9月14日上午，邓小平会见河野洋平为团长的日本新自由俱乐部访华团。在谈到自己被打倒的经历时说：人们都说我是“两落两起”，实际上我是“三落三起”。我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担负着重要的工作，在党中央当秘书长，还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那时红军的队伍很少。在江西根据地，王明路线夺了毛主席对红军、对苏区的领导权，还反对什么邓毛谢古路线。我算一个头头，叫“毛派头头”。这件事一般人不大知道。我能在被打倒后的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下来，没有什么秘诀，因为我是共产主义者，也是乐观主义者。就我个人来说，对个人安全是放心的。“四人帮”非要打倒我不可，打倒还不算，还要把我整死。我的职务是撤掉了，但毛主席还保留了我的党籍。毛主席指定专人、专门的部队保护我的安全，并明确交代别人不准插手干预，也就是不准“四人帮”干预。《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册，第201页
1981年2月14日，邓小平为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编辑出版的《邓小平副主席文集》英文版作序。他指出：毛泽东主席说过这样的话：“国际主义者的共产党员，是否可以同时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呢？我们认为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应该的。”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的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我们的民族曾经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也经历过各种深重的苦难和进行过付出巨大代价的、坚忍不拔的斗争。现在，我们正在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在安定团结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建设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中国人民将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根本改变自己国家的落后面貌，以崭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的先进行列，并且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推进人类进步的正义事业。我深深地相信，中国的未来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世界的未来是属于世界人民的。《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册，第714页
1985年4月24日上午，邓小平会见欧文·比伯率领的美国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代表团和威廉·温皮辛格率领的美国工会领导人访华团。谈到自己在法国的经历时说：我也是一个工人，一九二〇年在法国当工人，那时才十六岁。当时是勤工俭学。勤工就是劳动，想挣一点钱上学。但这个目标没有实现。我在法国待了五年半，其中在工厂劳动了四年，干重体力劳动。我的个子小，就是因为年轻时干了重劳动。当时工资很低。但也有个好处，这样的生活使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册，第1043页
1985年7月15日上午，邓小平会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乔治·迈克尔·钱伯斯。在回答客人提出的身体健康的“秘诀”时说：好多朋友都问我，我的回答是“乐观主义”四个字，天塌下来也不要紧，总有人顶住。我是三下三上的人，没有乐观主义态度，没有相信自己的信念总会实现的思想，不可能活到今天。《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册，第1060页
1985年7月30日上午，邓小平会见乌吉·蒙空那温率领的泰国国会代表团。在谈到自己的工作和身体情况时说：我的方针是少做工作，毕竟八十岁了，力争多活几年，能亲眼看到我们自己国家的发展。但希望不能太高，希望太高就会变成奢望。按照五年来计划，争取延长。测量我的健康有两条标准，一是游泳，二是打桥牌。能打桥牌就说明我的大脑还能起作用，能游泳说明体力还可以。哪一天我不能到北戴河来，就是我差不多的时候了。《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册，第1063页
1985年10月23日上午，邓小平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亨利·格隆瓦尔德为团长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在美国《时代》杂志海外版编辑普拉格向邓小平提出“如果今后你不在了，你希望人民如何怀念你”时，邓小平说：永远不要过分突出我个人。我所做的事，无非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愿望，党的这些政策也是由集体制定的。《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册，第1091、10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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