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1月19日上午，邓小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汗·居内久。在客人提到邓小平领导制定的国家现代化计划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时说：并不单是我个人的作用，实际上是我们集体的作用。我只是出了点主意。个人的作用如果不同集体结合起来，就发挥不了大的作用。国际上普遍议论，如果中国某人不在了，中国现行政策是否能够持续下去。我们的干部和领导班子的逐步年轻化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册，第1095页
1986年1月27日，邓小平由陈辉光、韦纯束等陪同游览漓江。在游览途中，回忆1929年在广西领导发动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以及与李明瑞、张云逸、雷经天等交往的情况，说：到过广西不少地方，1929年在东兰一带，到过河池、柳州、梧州、南宁、百色、都安，在龙州碰到了土匪，被抢走了20个光洋。李明瑞是红七军、红八军建立时的总指挥，我是红七军、红八军的政委，当时才25岁。红七军很能打仗。李明瑞后来牺牲了，你们应照顾李明瑞的家属。《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册，第1104页
1986年2月21日，邓小平阅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教授的来信，批示有关方面答复：“我本人从不赞成搞我的自传。”来信说：美国的矮脚鸡出版公司希望我写《邓小平传》，个人写这样的书是否可行，请您考虑。《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册，第1105、1106页
1986年3月28日上午，邓小平会见新西兰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戴维·朗伊。在客人谈到“西方有人说你的身体不好，但我看你身体很强健”时，邓小平说：我已经十年没患感冒了，夏天还能到海里游泳。我身体这么好，是因为在战争年代洗冷水澡。冬天北方很冷，我洗澡也是一桶冷水。《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册，第1109页
1986年7月14日上午，邓小平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李钟玉。在谈到干部年轻化问题时，邓小平说：年轻人有优势。我们注意干部年轻化问题，这要一步一步做。老人有老人的长处，经验丰富，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毕竟活力不够了。老实说，老同志知识面也不够广，科学的东西我就懂得很少。所以，要有专业知识的年轻人来工作，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针。《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册，第1127页
1986年8月5日下午，邓小平会见日本自民党最高顾问二阶堂进。在谈到个人身体状况时说：我测验自己的身体靠两条。一条是能不能下海，一条是能不能打桥牌。能打桥牌证明头脑还好，能下海证明体力还好。前不久香港传说我病了，股票就下跌。其实他们很容易知道我身体好不好。只要知道我在打桥牌，夏天还在游泳就行。不过毕竟八十二岁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旦身体不好也是不可避免的。几年来我一直尽量不做工作，一旦我不在，可以向世界证明，中国的事情仍然可以办得好，现行政策仍然能执行得好。这不是个人的问题，是国家和党的安全问题。我真诚希望身体好的时候退休，退休以后我还是个党员，有意见还可以以党员的身份讲。我人还在，但是别人做工作，这就可以向国际国内证明，现行政策不是决定于我一个人，而是决定于政策本身是否正确。排除个人因素，也许对中国对国际有好处。《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册，第1128页
1986年9月2日上午，邓小平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的电视采访。在回答为什么没有看到中国公众场合挂邓小平的照片时，邓小平说：我们不提倡这个。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任何事情都不是一个人做得出来的。所以就我个人来说，我从来不赞成给我写传。我这个人，多年来做了不少好事，但也做了一些错事。“文化大革命”前，我们也有一些过失，比如“大跃进”这个事情，当然我不是主要的倡导者，但我没有反对过，说明我在这个错误中有份。如果要写传，应该写自己办的好事，也应该写自己办的不好的事，甚至是错事。在谈到退休问题时说：我提倡废除终身制，而且提倡建立退休制度。我正在考虑什么时候退休。但这个问题比较困难，在党内和人民当中很难说服。我相信，在我有生之年退休，对现行政策能继续下去比较有利，也符合我个人向来的信念。但这件事还要做更多的说服工作。最终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要服从党的决定。我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要服从人民的意愿。我还是希望能够说服人民。《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册，第1133、1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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