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建立国际关系新秩序的主要原则。他说：“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世界上那么多伊斯兰国家就根本不可能实行美国的所谓民主制度，穆斯林人口占了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会向美国学习资本主义制度，中国人口也占了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还有非洲，非洲统一组织的强烈的普遍的呼声就是要求别国不要干涉他们的内政。这是世界局势的一个大背景。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西方发达国家坚持干涉别国内政，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那就会形成国际动乱，特别是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动乱。第三世界国家要求有稳定的政治环境来摆脱贫困。政治不安定，谁还有精力搞饭吃？更谈不上发展了。所以现在确实需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准则。现在出现的新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不能长久维持的。少数国家垄断一切，这种形式过去多少年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今后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9、360页
邓小平亲自主持制定了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邓小平指出：“中国的外交政策，主要是两句话。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句话是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现在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展富强起来，仍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56、57页
1989年12月1日，邓小平会见以樱内义雄为团长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主要成员，提出：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西方的一些国家拿什么人权、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不合理不合法等做幌子，实际上是要损害我们的国权。搞强权政治的国家根本就没有资格讲人权，他们伤害了世界上多少人的人权！从鸦片战争侵略中国开始，他们伤害了中国多少人的人权！巴黎七国首脑会议要制裁中国，这意味着他们自认为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对不听他们话的国家和人民进行制裁。他们不是联合国，联合国的决议还要大多数同意才能生效，他们凭什么干涉中国的内政？谁赋予他们这个权力？任何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行动，中国人民永远不会接受，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48页
1982年9月，英国首相著名的“铁娘子”撒切尔夫人访问北京。英国政府为这次访问作了充分准备，提出了以治权换主权的方案。而就在这次访问前的三个月，英国在同阿根廷打的马尔维纳斯群岛之战中赢得胜利。撒切尔此行，可以说是满面春风，信心满满。邓小平同撒切尔的会见也在轻松愉快中开始。撒切尔夫人问道：“听说你是刚从外地回来。”邓小平答：“我是陪同金日成主席去了四川。”“这次旅行一定很愉快吧？”撒切尔夫人又问了一句。“不错，我们在四川吃过好几次川菜，我很喜欢川菜，中国是以川菜和粤菜最为著名。”说到这里，邓小平问陪同来访的港督尤德爵士是喜欢川菜还是粤菜。尤德说：“两样我都喜欢。不过，我的外交生活正是从四川方面开始的。”邓小平说：“那么你也是四川人了。”“尤德爵士的说话很有外交辞令。”撒切尔夫人从旁打趣说，“我倒觉得苏州菜风味不错。”5年前访问中国时她去过苏州。邓小平笑着说：“以游客来说，总是到哪里说哪里的菜好。”交谈中，邓小平说起了马克思曾在伦敦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仔细考察了英国工人的生活状况时，撒切尔以她特有的风格不露声色地说了一句：“是啊，马克思写了一部《资本论》，但他本人恰恰最缺乏资本。”会谈正式开始后，撒切尔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她对邓小平说：“英国是根据历史上的三个条约管理香港的，这三个条约至今仍然有效，不能单方面废除。虽然条约是写在纸上，但任何手段都不能消除它存在的事实。”她说，如果中英两国政府能够对香港的未来达成一个协议，而这个协议能得到她的满意，能为香港人接受，而且能使她说服英国议会，这样她可以考虑香港的主权问题。听到撒切尔的这番话后，邓小平不慌不忙，但坚定有力地说：“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这里主要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主权问题；再一个问题，是一九九七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和英国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一九九七年的十五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邓小平提出的这三个问题，更重大也更根本，更本质也更实际，自然而然地占据了谈判的中心位置，牢牢把握了会谈的主动权。邓小平继续说：“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一九九七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中国和英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办法。如果中国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待，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待。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我们等待了三十三年，再加上十五年，就是四十八年，我们是在人民充分信赖的基础上才能如此长期等待的。如果十五年后还不收回，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所以，现在，当然不是今天，但也不迟于一、二年的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我们可以再等一、二年宣布，但肯定不能拖延更长的时间了。”“中国宣布这个决策，从大的方面来讲，对英国也是有利的，因为这意味着届时英国将彻底地结束殖民统治时代，在世界公论面前会得到好评。所以英国政府应该赞成中国的这个决策。中英两国应该合作，共同来处理好香港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13页邓小平的语气虽然是平静的，但他表达的国家意志和民族感情却是强烈的，不容置疑的。他讲到了晚清政府，讲到了李鸿章，那一段历史是整个中华民族刻骨铭心的屈辱历史，中国的记忆是清醒的，世界的记忆也是清醒的。在主权问题不能谈的情况下，撒切尔和邓小平谈起了治权问题，发表了她对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的观点。她直截了当地说：“香港的繁荣有赖于信心，而信心除有赖于中英双方的良好关系外，还有赖于稳定的货币以及目前香港所实行的制度，而这一切有赖于英国的管理。”对于撒切尔这样显然偏颇的观点，邓小平当然不能同意。但他依然十分平静地说：“保持香港的繁荣，我们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但这不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辖之下才能实现。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现在人们议论最多的是，如果香港不能继续保持繁荣，就会影响中国的四化建设。我认为，影响不能说没有，但说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建设，这个估计不正确。如果中国把四化建设能否实现放在香港是否繁荣上，那末这个决策本身就是不正确的。”邓小平继续说：“我还要告诉夫人，中国政府在做出这个决策的时候，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我们还考虑了我们不愿意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十五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14页撒切尔从首相位置退休后，出版了回忆录《唐宁街的岁月》，真实地追忆了中英谈判的过程，真诚地表达了她对邓小平的钦佩之情。她说：“我早就听说邓小平是实事求是的人，跟他一打交道，我还发现他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他的态度很坚决。他说，香港主权根本不在讨论之列，稍后中国会正式公布收回香港的决定。这一点出乎我的意料。和邓小平的谈判进行得相当艰难，我连最初的基本目标都没有能够达到，但也不能算彻底失败。我毕竟说服邓小平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宣布两国正在共同本着维持香港繁荣稳定的目标展开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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