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同卡特，邓小平同几任美国总统都建立了良好关系。布什说：邓小平在全世界都受到尊敬。他是善于思考全球性重大问题的思想家。即使在一些小事情上，邓小平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赢得了美国人民的心。
尼克松说：我见过邓小平四次，我每次离开北京时，他那勇往直前的坚强决心和绝对的自信都给我留下了一次比一次深刻的印象，而且每次我对他的印象都由于他领导的国家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而进一步加强。尼克松1989年10月31日第六次访问中国。这时中美关系正处于非常严峻的时刻。因为春夏之交中国政府果断采取了措施，平息了北京的政治风波，却招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指责和制裁。尼克松这个时候访问中国，他自己说是17年前第一次来中国访问以来最敏感、最有争议的访问。邓小平会见了他。邓小平坦诚地对尼克松说：“现在是否可以这样说，我们同美国也应该结束这几个月的过去，开辟未来。”他说：“很遗憾，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卷入太深了，并且不断地责骂中国。中国是真正的受害者。中国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美国的事。可以各有各的看法，但不能要我们接受别人的错误指责。”邓小平严正指出：“这是中国的内政。目的就是要稳定，稳定才能搞建设。道理很简单：中国人这么多，底子薄，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什么事也干不成。稳定压倒一切。”邓小平请尼克松转告美国总统布什，“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因为强的是美国，弱的是中国，受害的是中国。”他说：“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邓小平郑重地说：“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中国任何一个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都会垮台的，中国人民不会原谅的。”邓小平说：“这是我讲的真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31、332页
邓小平出访不多，但多年来他以充沛的精力进行了大量外事活动，会见了大批外宾。不断的拥抱和握手，不单是友好往来，更是观念的交流和碰撞。正是在这种交流和碰撞中，邓小平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作出了新的判断。
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敏锐地看到当今世界的基本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他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05页这是邓小平对国际局势作出的最重大的战略判断。
邓小平始终站在国际大局与国内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审视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发展问题。他反复强调，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安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不在乎别人说我们什么，真正在乎的是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正是基于这个根本着眼点，邓小平果断确立了我国外交战略上的两个重要转变，为我国抓住和用好可以大有作为的重大战略机遇期，赢得了极为宝贵的时间和空间。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提出：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对外政策也有变化，这是两个重要的转变。第一个转变，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认为就打世界大战来说，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而这两家都还不敢打。第二个转变，是我们的对外政策。过去有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搞了“一条线”的战略，就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的“一条线”。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战略，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世界上都在说苏、美、中“大三角”。我们不讲这个话，我们对自己力量的估计是清醒的，但是我们也相信中国在国际事务里面是有足够分量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6、127、128页
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邓小平提出要建立国际新秩序。他说：“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关于国际经济新秩序，早在一九七四年我在联合国发言时，就用了很长时间讲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一直在提，今后也还要提。至于国际政治新秩序，我认为，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这些原则的创造者是周恩来总理和尼赫鲁总理。这五项原则非常明确，干净利落，清清楚楚。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我们向国际社会推荐这些原则来指导国际关系，首先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要遵循这些原则，而且我们同各自的邻国之间的关系也要遵循这些原则。”《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2、2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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