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1月10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中，在讲了党的历史上几次挫折和失败的教训后，深情地说：“我党自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直到现在已经九年的时间，不但没有犯过错误，而且一直是胜利地发展着。这种事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的确，在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我们回忆起过去机会主义领导下的惨痛教训，每个同志都会感觉到这九年是很幸福的，同时也会更加感到三风不正对我们的毒害了。”“现在我们有了这样好的党中央，有了这样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这对于我们党是太重要了。”《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88页
1948年4月25日，邓小平在河南鲁山召开的豫陕鄂前委和后委联席会议作报告时说：“我们由黄河到长江跃进了一千里。这个跃进的意义可不要小看了，中国从北到南没有多少个一千里，从长江再跃进一千里就到了广东、福建的边界，下剩不到一千里了，蒋介石的反动政权就要垮台了。这个跃进的事实表明战略形势起了巨大变化，正如毛主席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所说的，由于我们的反攻，已经扭转了战争的车轮。我们击破了蒋介石的反革命计划，使之由进攻转为防御，由外线转到内线，而我们则由防御转为进攻，由内线转到外线，改变了战略形势。”《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96页后来他又讲道：千里跃进大别山是一个了不起的战略行动。没有一个伟大的战略思想，是做不出这样的决定的。这一套战略思想是毛主席定下来的。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1949年3月，邓小平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发言中指出：“七大以来，中央的领导完全是布尔什维克的领导。政治上，由和谈到战争。军事上，由防御到进攻直到胜利。经济上，华北、东北、华东根本上完成了土改，支援了战争，开始了建设。”“毛主席和中央书记处的领导方式也很正确，高度集中，又高度民主。这使得下面很放手，无顾忌。集中使我们少犯错误，民主使我们发挥积极性。中央领导的正确，增加了我们的信心，可以保证今后一连串的胜利。”《邓小平年谱（一九〇四—一九七四）》中册，第806页
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是在长期实践中确立的，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认识也是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1978年12月1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清华大学几个青年贴大字报说，“反周民必反，反毛国必乱”。这个话水平很高。
邓小平在军事斗争第一线所表现出的杰出政治、军事才能，也日益受到毛泽东的赏识和器重。
1938年1月5日，毛泽东和八路军总部任命邓小平为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同师长刘伯承一道工作。这两个人，毛泽东评价他们，刘伯承举轻若重，邓小平举重若轻。两人从此长期搭档，一直到1950年，造就了赫赫有名的“刘邓大军”。之后，在毛泽东的提议下，邓小平又相继和刘伯承担纲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决战淮海，指挥百万雄师横渡长江，进军大西南。
1989年11月20日，邓小平在《对二野历史的回顾》中谈到：淮海战役是二野、三野联合作战，用毛主席的话说，二野三野联合作战，不只是增加一倍两倍的力量，数量变，质量变，这是一个质的变化。淮海战役成立了总前委，由五个人组成，其中三个人是常委，我当书记。毛主席对我说：“我把指挥交给你。”这是毛主席亲自交代给我的。淮海战役的部署决策是我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主持决定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41、342页
邓小平的卓越才干，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1951年9月3日，梁漱溟向毛泽东报告他在四川参加土改的情况和收获，称赞“刘、邓治国有方”，“特别是邓小平，年轻、能干，所见所闻，印象深刻。”毛泽东听后，十分高兴，大加赞扬说：“梁先生看得蛮准，无论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邓小平和毛泽东的合作过程，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合作过程不同。朱德和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后，两个人就成为中国革命的“双星”，毛泽东是“大救星”，朱德是红司令。刘少奇长期做地下工作，是党在白区工作的代表。周恩来很早进入党的领导核心，长期从事国共合作和统一战线工作，经常往来于共产党和国民党两个心脏之间。邓小平则始终处在军事斗争前线，到党的七大，才当选为中央委员，进入中央委员会。
新中国成立以后，邓小平当了两年西南局第一书记，五年副总理，十年总书记。他作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同毛泽东亲密无间，配合默契。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