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毛、谢、古，邓就是邓小平，他在来到中央苏区特别是主政瑞金期间，经过对毛泽东的多方了解和对苏区实际的现实判断，邓小平认定毛泽东的一整套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他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毛是毛泽覃，他是毛泽东的胞弟，曾任东固区委书记、永吉泰中心县委书记、苏区中央局秘书长。谢是谢唯俊，曾任红四军第一纵队政治部主任、赣东特委书记、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红军独立五师师长、江西军区第二分区司令员，这位从井冈山下来的红军老战士，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古是古柏，曾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长兼内务部和党团书记、苏维埃中央政府劳动部秘书长等，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邓、毛、谢、古四人同在中央苏区工作，平时有些接触，共同语言较多，他们一起批驳过“左”倾领导人对毛泽东的无端指责。
邓、毛、谢、古同“左”倾领导人的主要分歧是：在革命道路问题上，“左”倾领导人提出要“夺取中心城市和交通大道”，邓小平等则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发展苏维埃，肃清苏区内部的白色据点；在土地问题上，“左”倾领导人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邓小平等则主张按照毛泽东制定的按人口平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分配土地；在作战原则上，“左”倾领导人大反“游击主义”，主张脱离根据地到白区作战，邓小平等则坚持毛泽东倡导的“诱敌深入”的方针，伺机歼灭敌人；在扩红、征粮、推销公债等工作中，“左”倾领导人无视苏区的人力、物力状况，信口提出“扩大百万铁的红军”等许多不切实际的指令性要求，邓小平等则认为应考虑边区的实际情况，不宜提出过高指标，党也不要包办代替政府的工作，等等。邓、毛、谢、古与“左”倾领导人上述分歧的实质，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之间的对立和斗争。
实施批判邓、毛、谢、古“江西罗明路线”的关键举措，是中央局直接参与召开的“江西党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会议是1933年4月16日至22日由中共江西省委主持在省委驻地宁都县城北边七里村召开的，中央局控制了七天会议的议程和方向。邓、毛、谢、古四人在会上一次次作检查，一次次申辩，一次次受批判，总过不了关。当“左”倾领导人胁迫四人头目邓小平作进一步“深刻检查”时，邓小平“决不向错误的判断低头”，“他支持毛泽东的策略，在这一点上谁也无法使他动摇。”于是，中央局“左”倾领导人宣布撤销邓、毛、谢、古的一切领导职务，将他们调往县区基层做巡视员和突击队的工作。邓小平被撤销了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职务，给了“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派到乐安县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1943年11月中旬，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在谈到中央苏区“左”倾路线，开展反邓、毛、谢、古斗争时，毛泽东颇动感情地说：“反对邓、毛、谢、古，是指鸡骂狗，现在邓、毛、谢、古死了3个人，望邓要为党争气。”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中又说：“反‘罗明路线’就是打击我的，事实上也是这样。”可见这件事对毛泽东触动之深。
自古雄才多磨难。伟大人物的伟大之处，常常不在他们崛起之际，而在他们经历磨难之时。历经磨难，才更能显示他们不同寻常的意志和品质。邓小平三落三起，愈见坚贞；毛泽东屡经磨难，终成伟业。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具有伟大历史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实质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毛泽东的雄才大略和风采魅力，在艰苦卓绝、充满艰险挑战的战争环境中愈益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所认识，也愈益增加了邓小平对毛泽东由衷的崇敬之情。
长期的战争年代，从参加长征到立马太行，从千里跃进大别山到百万雄师过大江，到挺进大西南，邓小平的脚步始终跟着毛泽东走。他对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和战略决策，有极深刻的理解、极精准的把握。1943年7月2日，邓小平在《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中总结六年来太行山斗争经验时指出：“敌后抗战是一个极复杂、极艰难的斗争，我们已经胜利地渡过了整整的六年，并且已经奠定了继续坚持争取最后胜利的基础。以八路军这样窳劣的武器，四年来没有得到一个铜板一颗子弹的接济，而能战胜各种困难，与强大的敌人进行短兵相接的斗争，这不能不是一个奇迹。究竟它的秘诀在什么地方呢？如人所共知的，我们有一个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指导原则。依据这个原则，从无数的战斗中，才创立、保卫与巩固了各个抗日根据地，才箝制了日寇在华总兵力的一半，减轻了大后方正面作战的负担。”《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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