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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代中国维新变法运动
撰文：理查德·C·霍华德（Richard C.Howard）
翻译：张舒
我们这些学习过中国近代史的人，很多是在以“百日维新”或“戊戌变法”为题的章节中，最初了解到十九世纪晚期的维新变法运动的。这些作品把我们的关注点引向一群缺乏政治经验的理想主义者，他们设计了一系列改革方案，希望依靠冥顽不化的统治阶级和无动于衷的平民百姓，把倾圮的帝国从外国列强步步紧逼的瓜分蚕食中解救出来。这种标准化描述的着重点在于1898年的戊戌变法运动，以及它对中国政治历史的重要影响。然而，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学术界对维新派的兴趣点发生了转变——从关注他们在1898年的变法活动本身，转向一种更加总体性的、对他们在思想上的继承和改革方案的意识形态内容上的思考。
沿着这条思路进行的研究把戊戌变法放在了一个更宽广的历史视角中——因为一个运动达到巅峰往往需要超过十年的形成时间。学术界这种新近的趋势反映在本次专题研讨的四个论文里。从单篇文章和整体上来看，这些论文证实了早先研究的观点，即维新派的目标最好放在晚清文人的改革运动中加以理解，1890这十年间的运动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典型特征。
1890年代的维新变法运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它与早先的洋务运动和清政府随后推行的庚子后新政的区别来加以界定的。面对西方更强大的军事实力带给帝国的威胁，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出于爱国主义考虑，赞成有限度地采取西方之“长技”——武器、技术和科学；此外，早在1860年就有人提倡对科举考试系统进行变革。但是他们效法西方的举措基于一个前提，那就是传统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必须维持不变；截至1890年，洋务运动已惨淡经营，与沿袭下来的旧体制达成了无可补救的妥协。赞成洋务运动的文人官员努力在既有的官僚通路中实现他们的目标，而维新派不同，他们很大程度是在行政系统以外努力，希望制造出充分的压力，自下而上地改变官僚体制的本质。他们对洋务运动迟缓的改革进展感到不满，并且深为中国在外国列强压力下的软弱感到震惊，维新派愈发坚信，如果中国想要在这个由强势且好战的民族组成的世界中存活下来，除了像这些威胁到它独立存在的列强一样选择一条民族国家的道路，并且推倒重建帝国的政治制度，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维新派在1890年代传播的变法思想无疑影响到了1900年后的“晚清改革”；在义和团起义之后，很多维新派的变法建议确为清政府采纳并落实。然而，1900年早期清政府推动的改革不应被视为1890年代的维新变法运动的延续，而是应该从更长远的角度，看作是洋务运动的重新开始。此外，满清政府采取的行动，以及它对于立宪需求迟到的认识，主要是出于自保的考虑——出于延续它自身皇家特权的愿望。从另一方面，维新变法运动的构思者大多是现任政府“利益集团”之外的人士，或者说边缘人士，他们更关心中国自身的命运，而不是这个王朝以及它的行政机构的命运。他们思想中随处可辨的爱国主义，以及受到情感的驱使想要把这个国家改造成一个可长存的现代国家的强烈愿望——这些都是早期民族主义的迹象——是1890年代维新变法运动对二十世纪历史做出的最杰出的贡献。
1890年代的维新变法运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最初阶段——从1890到1894年——是思想革新的时期。这一阶段主要以几部变法主题书籍的问世为标志，这些书涉及农业、工商业、国防、教育、考试和行政系统
，大多是在为变法运动提供制度改革的具体方案。从某种角度上说，这些作品是对文人传统的延续，这一传统肇始于1880年代，最早体现在冯桂芬和王韬的思想中。尽管维新运动矢志不渝地维护中国道德和文人传统的至高地位，但是1890年早期的变法论稿表明，传统文化里“中国中心论”的世界秩序论调正在逐步弱化；一种全新的观念应运而生——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应该更富裕，更强大，并且能在国际较量的世界中获得立足之地。
此外，这些作品反映出早期维新派对于阻碍中国获得这种新地位的根本因素的思考，特别是科举制度未能给政府部门遴选出最合适的人才，等级制的社会隔阂阻挡了君臣之间思想和情感的交流。
1890年早期维新派文人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作品中和他们在强调经济发展时的人文主义论调。不过，他们最鲜明的革新之处在于相信西方的代表制立法机构或议会制能够解决分隔君臣的藩篱。
他们看到议会制在遴选和集中治国之士上的可行性，能让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联系更紧密及有规律，维护民族团结，构建一个强大统一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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