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维新派著书进言的时间是中国历史上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他们处于一种远离政治现实、无法真正左右帝国行政事务的文人氛围中。1895年中国耻辱地惨败于日本标志了这一时期的终结，同时标志着维新变法运动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政治上更加活跃的阶段。军事和外交上的失利孕育出一群新的维新派，其代表人物是康有为和梁启超——他们是深入思考过伦常和社会价值的学人。晚期的维新派被不断增加的危机感驱使，已经不仅仅停留于从制度化改革的层面应对实践上的问题。康有为等人不满足于仅在私下印刷的文章中讨论变法观念，而是进一步把这些观念组织成有序的行动，将它们展示给朝堂和地方上的高级官员，甚至呈献给皇帝本人。在为变法的理由申辩时，他们放弃了1890早期维新派苍白的书面辩护，而是由康有为主导，进行勇敢且彻底的据理力争：这种制度上的变革来源于儒家学说的核心，是孔子自己从公羊学派深奥的学说中概括出来的，它是一个世界历史性进程的必然结果。在实施改革的尝试中，以康有为为核心的维新派遇到了不可阻挡的障碍——皇家朝廷和根深蒂固的官僚阶级在现存的行政构架和官方的儒家意识形态中都是既得利益者。为了对抗统治阶级的反对和冷漠，赢得他们对于制度改革的支持，维新派发动了大规模的宣传攻势，为此他们引入了新的手段，比如维新社团，或者“学会”，还有大量的维新刊物。他们通过政治游说的刊物，致力于把维新观念变成政府的实际行动——这或许是维新运动在它的下一阶段，即1895到1898年间最显著的特征。
尽管在侧重和方法上有所不同，却不难发现1890年代早期和后期的维新派是同一场历史运动的参与者。他们分享着共同的中国图景——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还有相似的（如果说不是完全一样）制度改革，作为通向这一目的的方式。对这些维新派来说，或许没有谁比郑观应和梁启超更适合作为前期和后期的代表。郑观应——郝延平论文的主题——可能是早期1890年代维新作家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个。作为通商口岸的买办，郑观应在几十年间和英国商人及其传教士交流甚密，从这里他了解到一系列关于西方制度和实践的知识，在当年他的国人中无人可及。他非常了解中国相较于外国列强的劣势所在，在他最著名的作品《盛世危言》一书中，他推荐了大量增强国力的改革方案；更具特殊意义的是他关于采纳西方议会制度的细致建议。尽管他对变法的兴趣涉及的问题非常宽泛，但他对西方冲击的整体回应，正如郝先生指出的，很大程度上受到他买办经历的影响。所以说，作为中国最早的一批企业家之一，并且掌握着全面的英国事务的知识，郑观应可能已经意识到商人阶层在英国议会政府的决策中能够发出多大的声音；他或许也相信，中国的议会制度同样会让中国自身的从商阶层在他自己国家的政府中发出更大的声音。仅从商业和相关的经济领域而言，郑观应是最有资格提出具体变法建议的人。他从做买办的长期职业生涯中可以感知到，威胁到中国独立自主的不仅是西方军事的优越性，还有西方商业的扩张。毫无疑问，正是这种洞察力推动着他，为中国的工商业发展提出具体的策略——用郝先生的话来说，他是那种工商业爱国主义人士——设计这些策略是为了让他的国家在国际商业竞技场中获得一个强大且独立的位置。
郑观应的变法著作标志着它与正统儒家的分道扬镳；考虑到他商人的社会身份和长时间与西方思想的接触，这倒不令人惊讶。比较难以解释的是，为什么比他年轻的同时代人梁启超——他对西方的认识更加浅显，而且在儒家传统中浸润更深——和这一传统的决裂更加彻底。张灏在他关于梁启超的研究中，着眼于出现这种改变背后复杂的文人机制，特别关注梁启超从经国济世和自我教化的儒家人格理想，到人民主权和民族团结这种民族国家价值观的转变。梁启超对中国政治国家观念的理解和他对国家与社会中的个体的态度表明，他从中国文人传统和道德传统中日渐抽离，造成这种远离的原因和郑观应及上一代中国维新派在他们自身思想形成时期的文人环境不同，它受到的影响不是来源于当下，也没有那么显著。在这些影响中有康有为和谭嗣同的普世主义，公羊学派的“三世”历史发展理论，马肯锡的《十九世纪》的历史进程观念，还有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所以说，虽然梁启超关于中国政治国家的观点和郑观应对西方议会制度的赞赏态度相一致，但他对代表制政府的观点来源于新的影响。对梁启超而言，政治制度的发展很大一部分是必然发生的世界性进程，它的最终阶段是无政府主义民主制，那时人们无需任何统治者就可以管理他们自己。地理、文化及其他因素都会决定通向这一目标的前进速度，有些区域快一些，比如西欧和美国；其他区域慢一些，比如亚洲和非洲。梁启超认为，十九世纪末期的中国正处于君主立宪制这种过渡阶段的开端，与其说抵抗不可避免的趋势，倒不如自身做好准备迎接君民同治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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