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史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兴起，至今方兴未艾，诞生了一批具有典范性的西方学术著作。唯独在中文写作中至今没有与之比肩的学术成果。一方面固然是问题意识的不同与学术训练的缺乏，很多人对新文化史只窥皮毛、断章取义，生搬硬套地用西方问题意识来解读本土现象。另一方面新文化史看似扩大了史学研究的对象和层次，小到澡堂、马桶、纸巾等一切事物皆可研究，实则对研究对象的要求非常高。能否联结其背后所处的时代和结构，并关涉相关领域和层次，多数研究对象都达不到这个要求。本书的成功正是克服了上述两点，姜进教授在新文化史重镇斯坦福大学接受系统的学术训练，而其出身和家庭背景又将关注点转向本土的重要文化现象，学术研究中融入了家族体验、个人经历。而越剧正是一个新文化史本土实践的绝佳落脚点，作为20世纪突出的娱乐文化现象，伴随着上海大都市的兴起转型，伴随着辛亥、五四到共和国的妇女解放话语与平权运动，伴随着20世纪中国革命所始终，将看似无关的城市现代化、性别问题和中国革命有机串联在一起。
论及越剧衰弱的现状，作者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户籍制度将上海从一个海纳百川的移民城市转变为大型常住居民城市，同时也失去了它的开放程度和活力。加之更多贴近时代的娱乐方式，社会对于女性也越来越开放。而无论如何评价共产革命，一系列的改造和运动斩断了越剧赖以生存的土壤和使之称为民族文化的活标本。越剧作为地方剧种和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依然存在，且会顽强地生存下去，作为一个时代社会现象的越剧只能属于过去，属于历史。
书中还有一个点到为止却非常有深入研究价值的问题——女演员之间的同性情谊。越剧是女子戏，感情戏完全由同性来完成。许多女演员在此过程中建立了非同一般的姐妹情，作者采访的演员中，几乎都不愿明言地承认同性关系在越剧圈子中普遍存在。欲遮还休的原因可能是那个时代的人没有今天关于同性情感的客观认识，也可能是关乎自身羞于表达。我们也可以看出徐玉兰、袁雪芬不同于传统女性角色的一面，圈内甚至她们自己也视己如男儿。到底是怎样的业界生态和社会网络造成了越剧名伶不同于其他行业的性别行为，可能不仅是一个单纯的史学问题。同时也是本书留给后来的研究者值得想象和挖掘的空间。
姜进，《诗与政治：二十世纪上海公共文化中的女子越剧》，社科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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