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衣福茨在海地事端最吃紧的时候跟我疏远了两礼拜。大概他是位天才便衣，他的上司意识到让他在我这个案子上瞎耽误工夫不上算，把他紧急派遣出去，增援机场的“反恐怖活动”去了。
审讯我的又换成了大块头。他显然是理查·福茨的B角。他的大脸蛋因感恩节的肥大火鸡和圣诞节将再次出现的肥大火鸡而更加红亮。像他这样正常健全的美国家庭，一只节日火鸡可以吃许多天：节日当天是主菜，鸡胸脯和大腿外围的白肉红肉被消耗掉约百分之二十，余下的鸡胸和鸡腿肉可以做成一个礼拜至十天的午餐三明治，再余下的不成形状的碎肉可以做成晚餐的芹菜鸡肉沙拉，再余下的空骨架和火鸡头颅、脖颈、翅膀熬出够七至十天喝的汤，里面不断添进新鲜蔬菜。然后就是食品超市的火鸡大减价——冰冻货架上堆满肥硕庞大的火鸡尸体，标价签是金黄或橘红色，上面写“三角五一磅”。
坐在我对过的“大脸蛋”不会放过三角五一磅的火鸡，他将它照上一只火鸡的殡葬法再来一次，先烤好三明治再熬汤，完成另一个以人类消化系统为流水线的殡葬流程，使人、火鸡、自然、宇宙形成一环扣一环的生态轮回。
大脸蛋的呼吸在这间不足六平方米的审讯室里气味浓重。没有窗子，我怀疑他是否嗅得到他自己的口腔气味。那是火鸡罐头的气味。若是打开一盒火鸡罐头狗食，跟这气味会比较接近。
“嗯，嗯——这里：你十八岁被指定为特别记者……”
“对不起，是特邀记者。”
“有什么不同？”
“特邀记者是非本职记者。由于特殊需要，临时或者偶然地充当记者。”你对中国行政编制的知识相当初级。我有闲工夫的话得从ABC给你补课。
“当时你是少尉军衔？”
“是的。”
“为什么会指派你做特邀记者？”
“中越一干起来记者不够。”我讲了你不会相信，我是主动申请得到这个职位的。
“你主要的功用——比方说，你专门做哪方面的报道？”
“这可没一定，见到什么就报道什么。”
“以什么方式把报道发回你们的总部？”
“嗯？”当然不会用谍报装置。
“我是问，你所做的报道，当然要以最快的通讯渠道送往总指挥部……”
“噢，你是这个意思。”你想打听我军的通讯系统？“我不属于报道战斗实况的记者。我主要的任务是撰写英雄人物。比如一篇两三万字的报告文学，写一个烈士的成长史、牺牲经过。你读《纽约人》杂志吗？”
“不读，很抱歉。”
“没什么……”
“我一直想订它，可是时间不够。”
“那是。这年头谁时间够？”大概你是词汇量不够，趣味也不够。你这样的人家里，在马桶旁边放个小杂志架，上面插着“Money”，“ReadersDigest”，“PeopleMagazine”，还有专门抓拍名人们最丑恶一刹那的“NationalEnquirer”，大概也会有整天搬弄好莱坞是非的“VainityFair”。
“《纽约人》杂志上时常出现的人物专访，跟我当时写的报告文学比较接近。”
“我能想象，大概那类文章相当有民族主义情感。”他认为他捉住了一点佐证，眼睛里出现了孩子气的自以为是。
“我认为该叫它爱国主义。”
“但这两个主义是一个主义。”
“那么你把你们著名的肯尼迪总统演讲中，那些鼓舞人心、煽动情感的词句叫爱国主义呢，还是民族主义？”你们的肯尼迪总统简直就是滥情，美国硬汉颇酷的滥情。
“我觉得你在这一点上有些糊涂。”
“是吗？”你这肥大火鸡似的糊涂蛋。你该去专职扮演圣诞老爹。满大街的圣诞老爹没一个有你形象好的。你那两个大红脸蛋若去摇一只铜铃，为“救世军”搜集人们口袋里的硬币，一天的铃摇下来，你准拎不动那只盛硬币的铅桶。
他在婆婆妈妈给我指出，我糊涂在哪里。
“你看，这是两个社会性质的分歧：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国有制国家，如果以爱国名义启发国民的民族意识，跟一个私有制国家以爱国主义对国民的召唤，是性质不同的。难道你看不出这是两种性质？”
“我看不出，对不起。”
“没关系……”
“不过我想我们时间都有限——我的期终作业交不出来会有严重后果。”
“什么后果？”
“非常严重的后果。”你反正不担当我的任何后果。包括我去做“教堂耗子”，喝西北风，没有奖学金，抑或像里昂那样去卖肾脏等等后果。此类后果离我目前生活已非常近。
“我希望我能帮助你。”
“谢谢，不过你帮不了。”
“你确定？”
“我确定。”
“那我很遗憾。”
“我也是。”
沉默了一分钟，他又说：“你刚才说的严重后果……”
“没错。”
“能再讲得具体些吗？”
“对不起，今天我只能和你谈到这里。”你还要怎样具体呢？！别装着你不知道做个留学生是怎么回事：她交不出好的学期终结作业，就拿不到“A”，如果不是门门课拿“A”，哪个教授推荐也没用。我即便有天大魅力，从系里教授一路腐蚀上去，把当权人物一个不剩地腐蚀掉，我也不能保证他们敢给一个把期终作业写成糟粕的女留学生九千块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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