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阿花却一声不响地独自去了医院，做了引产手术，她感到五个月的胎儿停止了游动，被那昏暗温暖的一泓水淹没，冲刷到冷冰冰的彼岸去了。她颀长的睫毛飞张着，朝向白色的天花板。她没有继续去想那个胎儿，她在一片白色的天花板上看见了十岁的自己。十岁的她在一声枪响后雀跃起来：“爸爸！狐狸中弹了……”她正要跳出灌木丛，向金红色猎物跑去，父亲一把抱住她。父亲高大的躯体在她面前矮下来，她觉得父亲双膝跪下了。父亲两只大手捧住她冰冷的小脸蛋，说：“苏珊娜，你得永远记住，爸爸非常爱你；爸爸只有你一个人可爱，爸爸永远都想守在你身边——好了，去捡那只狐狸吧。捡回来给你做一个漂亮的大衣领子！”父亲的手轻柔地一送，她便被撒向雪原。雪原的那一边是树林，在白雪和蓝天之间如同碳素铅笔的潦草涂抹。十岁的女孩正弯腰去欣赏火一样的狐狸，一声枪响从身后传来，与她的脸颊间，只是个极窄的错过。她向父亲喊起来：“爸爸，别开枪啦，狐狸已经死啦……”然而第二枪、第三枪接着响起，子弹从她的发梢、她的肩膀擦过。她本能地趴在雪地上。同时喊道：“爸爸，别打了，再打就打着我了……”父亲却持续扣动扳机。她顺着后坡滚下去，滚成一个大雪球。她边滚边哭喊：“爸爸，是我呀！你怎么了？！爸爸，别向我开枪啊……”子弹却越发密集，在她前后左右溅起雪尘。她幼狐一般窜入树林，被子弹震落的雪，大片大片砸在她头上。她不再出声，判断这是个噩梦还是真实。等到一切都归于寂静，太阳移到天空中央时，她听见沉闷的一声枪响。
十四年后，她微笑地否定着里昂为她和海青的孩子取的一系列名字。她温存地摇着头，说：“不好，不好，里昂你可真不如看上去那么聪明。”
我说：“就叫海蓝吧。是男是女都可以叫海蓝。”
王阿花说：“已经知道是女孩了。”
我想，上回那个胎儿呢，是男还是女？我看王阿花食指摁住餐刀，把肉和骨头分离。她有很好的家教，餐桌上的姿态高雅，跟米莉差不多。她把多廉价的东西都吃得秀气、从容、豪华，如同穿袒胸露背的盛装，有黑领结绅士陪同一样，但她从来也不对我们风卷残云的吃相提意见。里昂是变色龙，在高雅的环境和人群里，他便是头头是道的多礼，跟我和海青这样来自中国内地的人混，他比我们更无产阶级，所有的社交教条都丢光。
海青说：“叫海花。我已经决定，你们都少废话。”
里昂说：“你少废话，‘花’是我的版权。”
海青说：“谁也没说不是你的版权。”他脸转向我：“这小子就是自私歹毒，别的毛病一律没有。你得承认，王阿花这名字还是不错的。”
王阿花隐隐作痛了一下，跟里昂对视一眼。她躺在医院想自己的童年，对抱着一大束鲜花进来的护士说：请他滚，拿着他的花一道滚。然后她继续去望天花板上的那片雪原。十岁的她走到原野那一边，看见父亲没了，取代他的是一具没了头脸的尸体。她躺在产床上追悔：对父亲的爱和恨，结局是找来个跟父亲相仿的里昂——相仿的纯洁，相仿的绝对。她对着雪原一样的天花板鄙夷地笑笑：父亲和里昂都以为他们的人生宣言十分首创，其实他们不过在效仿。有一大串人可以供他们去效仿，这一大串人都摆出同一个烈士姿态，读着同一句潜台词，这句潜台词源于帕切克·亨利的著名句子：“给我自由，要不就给我灭亡。”这些自我法西斯自以为高贵于人类其他成员，他们其实不过是一帮自我中心、自我膨胀到极点的自恋分子。他们的存在对他们自身和其他人都是危险的，因为他们选择的自由中是不包括你的，而他们选择的毁灭必将包括你。他们认为他们那高于一切的理想连他们自己都能眼也不眨地为之献身，何况你——你这盲目的、缺乏理想因而低贱于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危险还在于他们富有激情，拥有才华，因而极富魅力。他们是对抽象的人类有意义，而对具体的个人是祸害的一群人。
我从王阿花手里接过啤酒。我说：“谢谢。”她说：“别客气。”我感觉到我们之间真正的对答不在这玻璃餐桌上。她其实在对我说：我什么底都向你交代了，以后看你的了。
我侧过脸去看里昂。他正听海青说话。他在听这种随随便便的话时也会精神专注到这种程度，像是在对付一阵莫名的剧痛。
海青说他可以把他现在偶尔做的那份工让给里昂。
里昂说：“你管它叫工作？”他说完便笑起来。
我问海青是不是做画框，海青的木匠活不错，给一些画廊做过画框。
王阿花向我解释了那份工作：某个医科大学和医药公司需要人去做试验。有时他们配制出一种安眠药，或者抗过敏药，他们就花颇高的价钱雇人去用那些药，提供足够的临床实验结果。在被实验期间，实验者和实验对象必须紧密相处，一旦有不测出现实验者必须马上采取措施。类似的实验还有酒精、大麻、烟草等等。海青有一次去实验烟草对人食欲的影响，另一次，是大麻对人性欲的影响。王阿花说：“千奇百怪的实验多了，你想都想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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