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我发现王阿花不知什么时候也来了，身上罩一件满是油彩的解放军旧军装，一定也是从海青那儿继承来的。似乎里昂或我一旦讲出什么对作品不敬的话，她会帮着海青一块儿轰我们出去，或者，一旦我们的批判是在行的因而是致命的，海青受不住的话，她好上去救护他。
我“唔”了一声, 呻吟和叹息都在其中。像是一本又长又沉闷但对人的智力产生巨大挑战的经典著作终于被我读完, 我既虚弱又满足。
王阿花问：“怎么样？”
我又不置可否，淡淡“唔”了一声。似乎一件大师的作品用不着我来说什么。我说什么都无足轻重，我即便怀有满心的欣赏，大师也压根儿瞧不上。
“你喜欢？”王阿花硬不饶我。
我继续招架，发出更深更长的一个“唔”！
海青笑起来，说：“怎么听上去像吃牛排？”
里昂问我：“唉，你主修什么？会计还是法律，还是企业管理？”
“去你妈的里昂！”海青说。
王阿花笑起来。我懵懂地看看海青，又看看里昂。
里昂对我说：“不喜欢海青作品的人，海青就问他们是主修会计还是企业管理。他今天对你特别客气，有次一个人看了他的作品，表现不够好，海青问那个人：‘你是不是牙医？’海青划分三教九流，牙医是顶低档的人等。”
王阿花说：“最近改了，碰到谁乏味，乱说蠢话，他就说：‘你肯定是电脑博士。’”
海青不再搭理谁，又回到他的工作台前，接着锉那块有机玻璃，一边拿口哨吹昆西·琼斯的歌。他运锉的节奏成了这首情歌的节拍，因而它听上去一点儿也不柔肠寸断，成了列兵进行曲。
王阿花也很快回她的工作室去了。他们来地铁站接里昂和我的时候指控我们打断了他们的做爱，显然是海青胡扯。谁都看得出他俩的专注有多连贯。
我和里昂从海青的工作室退了出来。里昂告诉我，深夜两点是他们这里的最佳时刻。
他打量我一眼，问道：“你困吗？”
我已经客气不动了，但还是笑着摇摇头。我看不出哪里可以供我躺下。我问他：“你不困吗？”
里昂说：“跟我来，看你困得。”
他领着我穿过一个用巨大油画搭出的走廊。我看见上面有日期和名字：一九八二年，海青作；一九八三年，一九八四年……走廊通向一间小屋，它的墙是绷油画框用的白帆布。沿墙靠了一些画作，里昂介绍说是王阿花艺术学院时期的作品。那些画风格一致，都是浓烈的颜料、重大的笔触，颜料和笔触都发着很大的脾气；而细看进去，又发现色彩的泥泞中有朵精细的玫瑰，一只半透明的贝壳，或一片被沤烂得只剩纱网般筋络的白杨叶或枫树叶，或者，一只残缺的蜻蜓，一只垂死的蝴蝶，一枚鲜红欲滴的羊角辣椒。
我突然感到我喜欢这些毫无道理的画面。我围着这些画面转了一圈，觉得那些细小残破的生命或生命标本在这样不切题的背景中显得脆弱；广漠无情的色彩洪荒中，渺小的生命被离间得那样彻底。小而脆弱的主体在大而强暴的客观中，像是最后的伤处，最终极的不愈，大片的麻木中，它们是残剩的最后知觉。
它们似乎触到了我某个隐秘的痛点，抑或快感点。但我什么也不愿表示。秘密的感觉该永远属于秘密：秘密地发送，秘密地传达，秘密地被接收。线路都在暗里，一经译成话语，全都走样。我一旦张嘴，是不可能老老实实的。
我只对王阿花说：“我很喜欢你的画，真的。”
里昂一听我这样讲，马上调开脸去，似乎他不要参与哄骗王阿花这桩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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