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下巴颏夹住电话，把一个鸡蛋在锅沿上磕碎，溜进锅内，接着又去磕第二个。厨房里有一股令人作呕的方便面气味和水潽蛋的气味。
“请别告诉我！千万别在电话上提任何人的名字！”安德烈及时制止了我。我原想把理查·福茨这个名字告诉他。
“你记住，”安德烈又说，“别在电话上跟任何人复述这场谈话。”
“那不是谈话，是审讯。”
“没错，是审讯。我很抱歉。”
“你抱什么歉？”
“我真的很抱歉。我没想到事情会变得这么讨厌。你要记住你今天对审讯者说的每一句话。躺在床上，闭上眼，好好回忆一下，你今天讲了哪些话。把每句话都背几遍。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
“这些人很难相处。处不好很讨厌。他们可以让任何人遇上倒霉透顶的日子。他们可以长久地、不伤和气地插足到任何人的生活中去。他们也拿自己没法子，就是这么个工作性质，靠麻烦人拿政府的钱。他们有什么法子呢？”
我们在电话里恋恋不舍，道了七八次晚安还舍不得挂断电话。似乎是身处绝境的一对恋人：背叛了自己的民族抑或部落，被自己人孤立得相当彻底。这种孤绝感使我和安德烈变得很缠绵，缠绵到一锅方便面也煮烂了。
我将小锅里乌七八糟的汤水倒进一只大碗，端进我的房间，关上门。如果房东不在家，我会连碗都省略，把面条直接从锅里扯进嘴巴。房东是年轻的牧师和他年轻的妻子。他们吃东西向来不被我听见，所以我也该识趣些，体谅些，尽量无声地拉扯面条。有时牧师妻子独自在客厅里看电视，一边无声无息地吃着微波炉烹饪的墨西哥或意大利晚餐，被我偶然撞见，她会脸红起来。年轻的牧师夫妇或许把吃这项活动看成纯粹肉体的，相对他们从事的纯粹精神的事业，吃，这个肉体事务该放到私下里。就像他们的夜夜做爱，天天清晨在卫生间的各项清理，吃，同样是不得已的肉体活动。
我趴在书桌上放开音量吃面条。我每周有两个晚上不打工，只好自己开火。其实我挺渴望这样的晚上，宁静地伴随低劣食品。我总是边吃边找些东西来阅读：报纸、杂志，要不就是减价广告。有时会有些彩票组织的来信，尽管知道字里行间布置得十面埋伏，我还是读得很认真。他们千篇一律的花言巧语在吃方便面的时候读，还是给我不少希望的。只要我不怕上当，一个巨大的甜头似乎就在那些胡扯八道后面。这些骗子们一般都以一个疯疯癫癫的狂喜口吻开始骗局——恭喜！万分荣幸地通知您：您是七千万人中的幸运儿，已进入了最后一轮淘汰赛，五千万美金正向您微笑……紧接着，骗子们开始替你操心如何开销这五千万：他们认为先去乘一个月的豪华邮轮，再去买一幢带泳池的意大利庭院，再买几辆博世或奔驰车。为如此的财富我必须做的贡献很简单，往往只是在一百来种无聊杂志中选订五到十种。
我推开那个超大信封，上面印的两张脸诚挚热烈，一点儿也不像骗子。其中一张脸有六十多岁了，跟真正的阔佬没什么区别，就是说他辛辛苦苦胡扯了一辈子，到这把岁数总算有了副阔佬的外表。另外的一张脸大约二十多岁，这个劝人上当的行业倒也前赴后继，新人辈出。这一老一少两个家伙最多一个月前刚给我寄过一模一样的“贺信”，这么快就又回来了。
我把最难看的东西放到最后来读。几份账单被我放在书桌角落上，不到实在挨不过去，我绝不碰它们。此刻我喝完最后一口味精比例过大的面汤，把账单拿到面前。我翻着学费账单、图书馆押金账单……我看着一笔笔数字，心里检讨：该取消课间那杯咖啡；该跑远些去买九角九一打的鸡蛋；该记住收藏好各种减价券，一张减价券能让你在买洗头香波时省五角钱。账单下面是银行的月终结算，它是我最怕看的东西，一般我会一混五六天不去拆它的信封；实在混不下去了，我才壮着胆将它扯开。果然那三位数的存款又缩小了。我的存款从没上升为四位数。搬进来做牧师夫妇的房客，我交纳了第一个月的房租和水电煤气费。一天年轻的牧师太太对我说：“真抱歉打扰你，不过我得告诉你，你给我的支票是坏的。”我并不明白她说的“坏支票”指的是什么，马上说：“那真糟——我这就去再写一张好的给你。”她脸上的笑容十分美好，是那种不忍心揭示残酷真相的样子。她是我唯一碰到的在金钱上态度娇羞的美国人。
她说：“可是，如果你继续开坏支票，恐怕银行会罚你更多钱的。”
我使劲想，她到底窘什么？
“是这么回事，”她说，脸色极红艳，连比画手势的十根手指都涨红了，“你已经没钱了，你的银行账户已经空了……你懂我在说什么吗？”她实在不忍心继续揭我的短。
我不敢再去看她的脸和手指头，它们再红下去她可吃不消了，我也快吃不消了。我说：“我明白你在说什么。太谢谢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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