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微妙
——读《围城》
一
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钱钟书的《围城》在过去各种各样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著作中，几乎没有被给予位置，甚至被忽略不计（同样影响了当代许多作家的沈从文先生居然也只是被轻描淡写地提及），而一些现在看来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无太大说头的作家，却被抬到了吓人的位置上。如果就从这一点而言，“重写文学史”又何以不可呢？《围城》固然不像那位夏志清教授推崇的那样“空前绝后”（这位先生的文学史写作更成问题），但不能不说它确实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它的不可忽略之处，首先在于它与那个时代的不计其数的文学作品鲜明地区别开来，而成为一个极其特殊的现象——从思想到叙事，皆是一种空前的风格，我们很难从那个时代找出其他作品与之相类比。
在《围城》走俏的那段时间里，出来了许多关于《围城》的文章，但大多数是谈《围城》的那个所谓“鸟笼子”或“城堡”主题的。人们对这样一个主题如此在意（似乎《围城》的性命一大半是因为这个主题所做的担保），仔细分析下来，并不奇怪。中国当代作家与中国当代读者都写惯了读惯了那些形而下的主题，突然面对这样一个如此形而上的主题，自然会产生新鲜感，并为它的深刻性而惊叹。况且，这部作品早在几十年前就问世了——几十年前，就能把握和品味这样一个充满现代哲学意味的主题，便又让人在惊叹之上加了一层惊叹（一些新时期的作家还对这一主题做了生硬而拙劣的套用）。而我看，《围城》之生命与这一主题当然有关，但这种关系并非像众多评论者所强调的那样不得了的重要。且不说这一主题是舶来品，就说《围城》的真正魅力，我看也不在这一主题上。若不是读书家们一再提醒，一般读者甚至都读不出这一主题来。《围城》最吸引人的一点——如果有什么说什么，不去故作高深的话——就是它写出了一些人物来。我们的阅读始终是被那些人物牵引着的。其实，钱钟书本人的写作初衷也是很清楚的：“在这本书里，我想写出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围城》）
这些年，中国的现代派小说家们横竖不大瞧得起“小说是写人的”这一传统定义了。他们更热衷于现代主题、叙事和感觉方面的探索。他们的小说再也不能像从前的小说那样在你阅读之后，一些人物永存记忆而拂之不去了（记住的只是一些零碎的奇异的感觉和一些玄学性的主题）。把“小说是写人的”作为全称判断和金科玉律，恐怕不太合适。但，完全不承认“小说是写人的”，恐怕也不合适。依我看，写人大概还是小说这样一种文学样式的一个很重要的选择。创新并不意味着抛弃从前的一切。有些东西，是抛弃不掉的，就像人不能因为要创新而把饮食也废除掉一样（不能说饮食是一种陈旧的习惯）。“创新之狗”已撵得中国的作家停顿不下，失却了应有的冷静。这样下去，恐怕要被累坏的。
人还是很有魅力的，并且人类社会也最能体现这个世界的难解难读。不能全体反戈一击，都将人打出它的领域。毋庸置疑，《围城》的生命，主要是依赖方鸿渐一伙人而得以存在的。钱钟书苦心设置并认真地对付着书中的任何一个人（真是一丝不苟）。方鸿渐、赵辛楣、苏文纨、孙柔嘉几个主要人物如网中欲出水却又未出水的鱼一般鲜活，自不必说，即使一些过场的、瞬间就去的人物，也一个个刻画得很地道（如鲍小姐、曹元朗、褚慎明等）。就刻画这些人物而言，钱钟书的功夫已修炼得很到家了。
钱钟书对人这种“无毛两足动物”是不乐观的。他宁愿相信荀子而不相信孟子。《围城》将“人性恶”这一基本事实，通过那么多人物的刻画，指点给我们。凡从他笔下经过的人物，无一幸免，一个个皆被无情地揭露了。但，他未像今天的小说家们一写起人性恶来就将其写得那么残忍，那么恶毒，那么令人绝望。他的那种既尖刻又冷酷的刻画似乎更接近事实，也更容易让人接受。写什么，一旦写绝了，失却弹性，总是一件不太理想的事情。写人更不能写绝了。一写绝了，也就没有琢磨的味道了。《围城》中人，至今还使人觉得依然游动于身旁，并且为外国人所理解，原因不外乎有二：一是写了人性；二是写了人类的共同人性。我们有些小说家也写人，但却总抵达不到人性的层面，仅将人写成是一个社会时尚的行动实体（比如柳青笔下的梁生宝）。结果，人物仅有考证历史的意义（我曾称这些人物为“人物化石”）。即使写了，又往往不能抵达人类共同人性的层面，结果成为只有中国人能理解的人。这种人性，如果称作民族性格可能更为准确。《围城》妙就妙在这两个层面都占，并且又把民族特有的性格与人类的共同人性和谐地揉在了一块儿。中国读《围城》，觉得《围城》是中国的。世界读《围城》，又觉得《围城》是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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