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居德
一
每天上午，当太阳已升起很高的时候，三面傍水的乌雀镇的小街上，都要晃悠悠走过一个臂挎竹篮的老头。他一路频频点头与人打招呼，一路说着笑话、客气话。在他一路走过去时，从街的两旁会不时地朝他飞过一支支杂牌烟来。他好酒，并不沾烟，然而，他绝不拒礼、驳人面子，且将那烟一一地接住，然后稳稳地夹在肥大的耳朵根旁，常常一边夹上好几根。
此人便是乌雀镇民政干事，姓沈名居德。
此地，有人叫他“判官”。笔者好生奇怪，查典后得知：“判官”一词原出于唐代，指那些协助地方长官的办事者，后才被迷信借用，专指阴间掌管生死簿的。乌雀镇人称沈居德老头为“判官”，大概一是因为古时的吴、越地区，至今仍然沿用“判官”一词的原意（许多词都是这样）；二又带几分戏谑、捉弄的味道；三，沈居德的工作性质确实就具有一个判官的工作性质——谁对谁错、谁是谁非，往往就在他嘴里一句。
沈居德块头高大，但并不显得魁梧，更无威风可言，从头到脚，浑身上下，似乎没有一个部位是能经得起推敲的，一副疲疲沓沓的样子。完全秃顶，眉毛也差不多脱落殆尽，就剩光光的两条眉骨，无神的眼下吊着两只软乎乎的眼袋子，下巴短得滑稽。七十年代中期的中国南方，镇干部们的穿着已经很讲究了。就说冬天吧，不少人都有件呢子中山装，当然质量大多不算理想，穿不出一年成麻袋片的也有。家庭经济宽绰、喜欢几分风度的镇长，披件呢子大衣的，也不是绝无人在。而沈居德却还是几十年前的老装束，又肥又大的棉裤，居然还是一把刹的。然而，却有一点，又比一般的镇干部更富有现代派的味道：寸毛不生的秃脑袋上永远戴着一顶略大的草绿色军帽。这副打扮，使得那些与他初次相见的人往往忍俊不禁，很有点失礼。他知道别人是笑他，也知道是为什么而笑，并不很在意，依然将一顶绿色的军帽戴在那颗秃脑袋上。
乌雀镇下管二十三个大队，设有民政、公安、民兵、文教等十个部门，部门的头目，其职务都以“干事”相称。
这里的人凡事爱做个总结，谈到这十个干事的工作，就说，十大干事十种劲：生产干事要有腿劲，公安干事要有狠劲，财经干事要有抠劲，文教干事得有股斯文劲……民政干事得有耐劲。沈居德的耐劲超出常人，足以把一般民政干事比得矮下去半截。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民政办公室每天都是门庭若市，乱哄哄的像鸭场，门槛都快被踏没了。一会儿，两个中年男人为争夺一块房基地，一路打将而来，不是这方的脸被抓出几道血印，就是那方胸脯上被拳头砸青一块。一会儿，两个泼辣女人为小孩打架的事，互相揪着一把头发骂来了，一个骂“臭婊子”，一个骂“臭不要脸”，甚至毫不在乎那被扯破衣服后袒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胸脯。……无所不有，无奇不有。喊冤声、叫骂声、哭泣声、故作严重的呻吟声不绝于耳。因此，谁也不愿跟沈居德老头做邻居。财经干事说：“鸭上栏了，吵得你脑壳‘嗡嗡’地响，净拨错算盘珠。”报道组的说：“哭爹叫娘，跟屠宰场似的，没法动笔。”沈居德属于那种三脚踢不出个闷屁来的慢性子，他居然稳如泰山地坐着，用一个大茶缸慢条斯理地喝他的茶，还会与偶尔从门口走过的同僚们笑嘻嘻地打招呼。觉得脚在鞋里闷得慌了，他就把一只大光脚丫子拉到凉丝丝的椅面上，一只大手在葫芦瓢似的秃顶上不停地抓挠，另一只大手费力地捉着一支黑杆儿钢笔记着。那钢笔也不知是什么年头的货色了，鸭舌似的大笔头，又粗又憨的杆儿，裂了，缠着胶布。他只读过两年私塾，那笔在纸上笨拙地爬行了半天，核桃大的字还没写满一页。遇到过于复杂的情况，他就只好劳驾报道组的小陈代笔。
每天快近中午时分，他不管公事是否处理完毕，便要离开办公室，到河那边小镇上买小鱼小虾。有轰不出门的，他也不使劲轰，说：“那你就帮我看好屋子。”去镇上买小鱼小虾，这是他每天雷打不动的一件事。花钱很少，却很鲜美，下饭，还下酒。他喝得不多，可总喜欢喝，一喝就迷糊。下午，常常是太阳没多高了，才从一里外的家中晃晃荡荡地往镇上大院赶。那里，他的门口早堵了许多等他的人。为此，有几个因他的判决而觉得吃亏的人报复性地向县里头捅了一封“人民来信”，检举他“常常喝得烂醉如泥，民政办公室十天有八天大门紧锁，老百姓头打破了都没人管”。民政局压根儿不理这碴儿。因为，全县数乌雀镇民事纠纷率最低——即使有几桩事，也都被沈居德利利索索地解决了，很少有人再闹到县里头的。
沈居德的工作何以能在全县首屈一指呢？
一、他处理民事纠纷，除依据那些官方制定的“条条”以外，还有自己的一套法规。你说他具有封建主义色彩也好，说他独断专行也罢，反正，那些庄稼人采纳了，接受了，最后还心悦诚服。“谁先动手谁没理！”——这是一条，而且简直是他的铁规。谁触犯了这条，至少理输一半。他有详细注解：“都是一根藤上的瓜，干吗打人？侵犯人权嘛。不说如今宪法上写着打人犯法，古人有话：君子动口，小人动手。……”“父子干戈，儿子必无理！”——这又是一条。当然，等将事情都处理完了，他准要对做父亲的进行一番严厉斥责，然后再心平气和地劝道：“算啦，自己身上掉的肉。古人有话：天能盖地，大能容小嘛。”……他这一大套自定法规，大大弥补了官方“条条”过于原则化、简单化的缺陷，而使解决纠纷的效率提高数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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