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期满后我调到《鹿城零距离》栏目做记者，这个栏目和《大家说法》同属新闻频道。
报到那天，冯固在办公室万般叮嘱，为我整理好衬衣领口，我依依不舍最后一次看他把身上牛仔裤洗了一遍才离开。
《鹿城零距离》主做热线，基本以负面为主，是台里收视率最高的节目，单独在电视台后面小花园里的一座白色二层小楼办公。
夜深深，林木幽密，突然有黑衣人现身白楼下，映出漫天光华，吓得人腿一哆嗦抱树残喘，等鬼上身。后来发现，原来是保安兄弟拿着手电筒在巡逻。
我们私下叫它“白公馆”，没有点胆量真不敢进。
做热线很辛苦，像游击队，终日野战，面对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工作起来没有时间概念，二十四小时分组值班，不值班的手机全部开机，需要支援时，立即出动。
线上记者就不用那么玩命，他们悠闲地吃早点，下班后可以到酒吧喝到烂醉。外出有人接送，会议采访可以睁着眼睛睡觉。常参加政府会议，有些线上记者竟然治好了失眠症，领导拿着稿子唐僧附体，台下就昏睡一片。男记者还可以与美女记者眉来眼去，会后拿到新闻通稿一切OK。
宣传组和热线记者的负面采访经常发生冲突，比如宣传稿说公安局去年组织警力严厉打击了盗抢犯罪活动，治安状况明显提高；法院一批老案得到重审，提高了结案率；政府安置失业人员八千多，为困难家庭排忧解难。
前三个新闻在《晚间新闻》刚播出，《鹿城零距离》就播放另外一种角度的消息：一市民深夜被抢，两小时警察才到场；一场官司拖三年，倾家荡产住帐篷；失业工人抢劫，为了供孩子上大学。
有忧国忧民的市民打电话到新闻热线，措辞激烈，大意是说电视台当了婊子又立牌坊之类。值班记者还得保持涵养，耐心听他梳理一遍人类如何龌龊、媒体禽兽不如的观点。
舆论方向不一致，宣传部经常找台长周玉“谈话”，周玉就是周子宣他爸。每次从宣传部回来，无论被喷过多少口水，依然满脸微笑屹立不倒，耐心给各频道总监开会，总监们再召集记者沟通，但新闻冲突依然存在，无法规避。
后来，我们的直属领导、新闻中心的王主任总结说：新闻，正面与负面采访是相辅相成的，就像花和叶，谁也少不了谁。缺少正面宣传，容易引起社会动荡；不做负面采访，舆论起不到监督作用，不利于社会进步。所以，两者都不能缺，只能找平衡。
此后，线上记者与热线记者关于谁是花谁是叶的问题争论了一个冬天，最终也没有结果。
我的热线组同事是另外四个记者和一个司机：步入中年整日昏昏欲睡的组长温良；脸色苍白嗜好咖啡的刘楠楠；极度关心明星花边新闻和性感写真的祝宁；我的搭档是戴着一副厚眼镜的陆家祺，不停在拿笔涂画各种表格，计算存款和收入；司机小彦是退伍军人，身强力壮，沉溺于踢树锻炼。
我最关注的是新搭档陆家祺，他的厚眼镜片让人强烈怀疑他会像从前的子宣一样反映迟钝，万一哪天去暗访，腿被打断，快到“斩首”环节时，他才想起逃跑，会给早就逃离虎口的我留下独自偷生的阴影。
曾想要换个搭档，但祝宁和刘楠楠好像有恋爱迹象，没事就腻在一起，一个喝咖啡，一个吐烟圈，十分忘我。组长温良外表儒雅，性格温和，一副看破红尘的样子，经常躺在靠背上闭目养神半天没气息，只有突然爆发的鼾声证明其还活在人世，吓得手放在刘楠楠吊带上的祝宁慌忙站起，鬼鬼祟祟地跑回自己的办公桌。
温良喜欢单独作战，神出鬼没，工作能力在台里属于李莲英的御用级别，和他搭档压力大的像伴随人猿泰山。
后来，我的注意力被办公室里一面大墙转移了，那上面书写着热线记者十条要求，其中第一条赫然是：热线记者，做有偿新闻可耻，坚决抵制红包。
看完，我对陆家祺他们肃然起敬。
偶尔会想念北京时光，前后两种生活恍如隔世。尤其是在无声无息的深夜，城市街道上冷冷清清，内心会滋生出一种离开繁华后的孤独，想打个电话找从前的朋友倾诉，才发现已经和过去一刀两断。
我在慢慢地重新习惯这座城市。
那时周子宣刚买了车，我俩经常在夜晚开车去酒吧，听无名歌手在悲情歌唱。
鹿城梧桐广场的时尚街散落着几十家酒吧，街道上生长着粗大的法国梧桐，树下盛开着颜色各异的小花，还有无数谈情说爱的年轻人。
广场边有座尖顶教堂，巨大的钟表按时发出浑厚的声音，代表耶稣时刻提醒众生喝酒撩妹时不要忘记祈祷，感谢上帝赐予人们美酒女人夜光杯。整个广场像欧洲某条情调小街，全鹿城有一半美女聚集在此狂嗨，子宣说只有在这里，才能找回一些京城浮华记忆。
那家名为Lost place的酒吧就隐藏在广场树丛中。Lost place设计别致，地上铺满华丽的小石子，高大洁净的落地玻璃可以让人和夜色融合在一起。晴朗之夜，月光在墙边树下若隐若现，情人们在隐秘树丛中上演热血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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