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见到周子宣是去电视台报到那天。
在演播大厦，一个戴眼镜白衬衣花领带的男生和一位年轻女主播在聊天。
我盯着女主播看，眼镜男冲我惊呼：“夏雨！”
差点没认出子宣，他衬衣整洁，皮鞋黑亮，像从华尔街归国的金融才俊。从前的子宣是刚进城的懵懂青年，戴着平光镜，说是保护眼睛防北京沙尘暴，后来等他摘下平光镜时发现内裤会经常反穿，原来劣质镜片让他如愿以偿深度近视。
眼前的子宣成功蝶变，思维敏捷，谈吐有范。我俩兴奋地叙旧——把大学时的人和事回忆数遍，连校门口老偷吃校警小哥馒头的花狗也没放过。
我俩在热聊，女主持踩着高跟鞋“叮当”离开了，余留一片香。
演播大厦走廊弥漫着名牌气息，大卫杜夫、香奈儿、迪奥、兰蔻——在洗手间呼吸都能嗅到LV纸巾味道。
而香水和荷尔蒙总是紧密相连，后来我每次途径演播大厦，都忍不住浮想联翩，也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美女主持化身小猫咪，三千青丝绕商人金陵梦。
在充满暧昧想象的氛围中，要做到洁身自好比修仙还难。我曾私下问过子宣，是否泡过美女主持，他神秘一笑，表情耐人寻味，证实其可能已得逞，让人羡慕不已。
子宣在新闻频道《大家说法》的周播节目做编导，节目有个开场白：大家说法，有理大家说。
我被安排到新闻栏目实习，那时正值夏季，阴雨连绵，狂风大作，像有妖孽蒙冤。同事怨气冲天地说：“夏雨，自从你来电视台，我们就生活在了洗脚盆里。”
我提醒他注意提高记者的判断力——如果我叫雷震子，是不是大家会天天雷劈火烧，头发如铁棍山药般直立向上。
在这样一个风雨交加的季节出场，注定了悲剧阴霾的开始。
我的实习老师叫冯固，拍一手好片子，写新闻角度另类，作品获得过新闻大奖。他常年穿一条布满破洞黑白相间自称梵高名作的牛仔裤。
冯固普通话不好，总是把“固”字念成“巩”。每次他撇着方言介绍自己说：“我叫冯巩，是坚巩的巩。”对方笑，以为他幽默和酸傻，采访氛围立马融洽了。直到在电视上曝光，才发现坚决不能相信说话迷糊外表傻气的人。
我跟着冯固，看他那条蓝色洗白，白再变黑——见证他记者史的牛仔裤，听他讲述新闻理想，心里滋生不少对职业的敬意。
生活开始规律，不用担心堵车和限行，不再关心地铁是否依旧人潮人海中，偶尔会想念那些爬行在地铁里唱歌的乞丐兄弟，他们是否还会悲伤地唱《我有个好妹妹》。
电视记者有鲜明的职业特征，摄像师抱着机器上街，立即会被围观。而报社记者就很幸运，他们背着公文包，穿成菜农，两手空空。安全时就拿出证件亮瞎坏人眼，遇危险时就说自己是卖保险的。电视记者往往被人一眼看穿，摄像机是最好的身份证。
曾有电视记者暗访某官员葬母收礼现场，被发现后他急中生智说是拍婚礼走错门了，被人痛殴打折腿。
有时，我们只有腋下夹皮包偷拍时才能冒充收电费的。
新闻记者分热线和时政两种，时政又分政法、工商、城建等道口。
冯固负责城建口，这几年，鹿城建新区，领导乐此不疲地去视察，宣传部会通知所有媒体做跟班。采访多由各单位专车接送，跟着冯固，每天坐奔驰、宝马、奥迪，一辆开大众甲壳虫、穿着华丽的烟草局女副局长还教会我怎么吐烟圈。
首次采访，是随一家医院到新区慰问，这家医院巨资投放广告，天天宣传人流是如何不痛以及不孕是怎样造成的，是媒体大客户。
那次采访认识了《鹿城日报》的老田和《鹿城晚报》的宁蒙，日后我们成为圈内好友。
宁蒙颠覆了我对女记者的印象，柔弱白净，像个温柔的幼儿园老师。而戴着厚眼镜、体态匀称的老田像大学教授，他对易学深有研究，经常会用深邃的目光仰望天空，发出一些预言。那次采访，他独自站在一台大型挖掘机上观望太空良久说：“丁亥时，地阴虚，天虽晴，晦气生。”
在工地漫天飞尘中，老田衣角猎猎作响，恍如诸葛附体。冯固看着老田小声对我说：“病了，又犯病了。”说完一头钻进人海，不知去向。
采访结束，医院给每个记者塞了个大红包。
后来我才懂，这就是跑线记者，好车接送，笑纳红包，格式化采访。
有次晚饭后在楼下花园遛狗。狗对着一个屹立不动的男人裤腿撒尿，嘘嘘完后，两腿卖力地蹬泥巴想盖住那人的裤脚。我赶忙跑过去，就看到老田又在仰望星空，半晌不语，裤腿被狗尿湿都浑然不觉。
老田家也在老姨这个小区，我俩经常见面。
老田转身深沉地对我说：“最近星象紊乱，西天方向发暗，将有大事发生。”
我头皮发麻应付性地“嗯嗯”两声，偷看他湿润的裤脚，就转移话题说起那个红包。
“红包？记不太清了。这种采访基本上都有吧，那是车马费。”老田擦着眼镜漫不经心地说。
第二天开车上班，顺路送他。日报社和电视台就隔了条马路，老田一上车就说：“你昨晚问我什么来着，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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