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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房东叫老马。他家在一个中学旁边，操场很大，一下大雪，金红的夕阳照在一望无际的雪地上，像撒哈拉大沙漠一样。我从超市买完东西往家走，回头一看，路上只有我一排脚印。家门经常被雪掩住，得用犁耙搞半天，一不小心松鼠就会过来扒我购物袋里的东西吃。我屋里太冷了，厨房都比我房间暖和，找来老马帮我看看怎么回事。记得那天我炒了盘绿豆芽——用葱蒜爆锅，撒了些盐，点了几滴醋，就着米饭吃。
老马研究了半天，从通风管道口抻出来一团旧棉花，笑嘻嘻凑过来： “这回没事了，不知道谁干的，能不冷么！” 又往盘子里瞧了一眼，“怎么了兄弟？就一个菜？”
一个人，吃不完那么多。
“还不放酱油？”
放酱油干什么？这不是挺好的吗？
老马盯着盘子思忖半天，说了句：“还是得放。不带点色儿，那怎么叫菜。”他可能怕我生气，又拍了拍我的肩膀，嘿嘿地笑着补充道：“你们做大厨的，就知道搞创意。”
我心想，豆芽不都这么炒么，难不成我炒错了？
老马是回民，圆脸，又厚又大的嘴唇，每次笑之前都要重新整合一下各部分的位置，就像搭建户外帐篷。眉毛弯弯的，夏天戴一顶白帽子，一到冬天，白帽子上又扣了一顶棉帽子。脾气好，有点儿像日本人，点头哈腰，一笑眼角一堆褶子。不管你是黄种人还是白人、黑人，老马从来都一视同仁，客客气气。他来加拿大之前在北京一个什么局的老干部管理中心当了十几年办公室副主任，专管负责体恤慰问老干部，搞个什么活动啊，还有帮老干部亲属安排后事什么的。
我说，老马，你这性格适合做第三产业。
他嘿嘿一笑，问：“什么叫第三产业？”
就是为人民服务。
老马哈哈一笑，说：“那是。我这个管危险叫单脚拉屎的主，不为人民服务还能干啥。哪像你，会英语，还能炒菜。”
为了让孩子早点儿来加拿大读书，老马的老婆翠西带着儿子先登的陆，他自己接着在单位熬了三年，想转正处，没转成。我估计他那个副处长可能真的没啥油水，对儿子从来都是慷慨大方，自己一年到头浑身上下没一件新衣服，来了好几年就买了一件加拿大货——当时非常流行的一双白色平尖休闲皮鞋，没鞋带，脚一伸就进去了，好像八十多块钱。每天下午三点到七点，他就开车去一家日本寿司店做临时送餐工，每小时七块钱，还不包油费。不认识路，买了个GPS，拿了单子一个字一个字往里输，快到目的地还得对好半天街道地名，送到地方还得跟客户像个哑巴似的比画好一阵子，那叫个费劲。好在寿司不怕冷，中餐馆都不能用他。
翠西来了不久就和一个法国牙医好上了，打电话给还在北京的老马：“你临登陆之前，最好在中国寻一个年轻漂亮的，将来我们离婚了，可以把她办过来。在加拿大，女人找男人容易，男人找女人难，就你那两下子，到这儿来弄不好得饿死。”
等老马一登陆，听说她又和一个美国人好上了，不是那个牙医。老马糊涂了，问她怎么回事。翠西说，还能是怎么回事？小敏跟那个法国人学的英文我都听不懂。这个口语好，正宗纽约口音。
老马怕别人知道他俩的关系，就没人的时候当老公，有人的时候装房客。翠西的美国男友来了，个子不高，从身材和面孔判断，应该有点儿犹太人的血统，一脸阴郁，从来不主动跟人来往。听说他退休前是美国一家著名连锁超市的物流管理员，能熟练地操控复杂的电脑程序。老马在他来的前一天把洗手间的洗漱用品收拾了，浴盆用消毒液洗了，地毯吸干净，把铺盖卷和两个旅行箱装上车。我帮他搬完东西发现车尾巴一大片锈，后窗上还有冰，消音管也不大好用，跟个摩托车似的。我让他把后窗的冰弄一弄，不然危险，他说没事，开车搬到一个地板工朋友家住去了。
那时候，老马的儿子小敏才十六、七岁，整天躲在自己的小屋里打游戏，见人怯生生的，还知道装谦虚，故意驼着背。接触时间久了，还能发现有那么一点儿谁也不服，先礼后兵的气势。我第一次见他，他正一个人在门口拿着塑料盆摘树上的桑葚。一般来说，翠西和老马对他还算宽容，但有一次他想把头发两侧剃光，头顶的头发拉直，被翠西骂了一顿。小敏躲进小屋，一连几天不吃饭，喝了几大桶可口可乐。
翠西给他叫出来问：“你怎么了？”
小敏说：“我没事，妈。有事吗？”
翠西说：“你得干点儿正事，不能天天打游戏，玩到什么时候是个头？玩着玩着一辈子就过去了。”
小敏说：“妈，不玩游戏不也一样么。”
翠西说：“那你总不能连饭也不吃了吧？”
“您就别操心了，饿了我自己吃。”小敏说完就进屋了。翠西这个心疼啊，到了中午，又把小敏从屋里喊了出来，说：“走吧，我找朋友给你设计了一个带卷儿的爆炸头，也挺帅。”
老马坐不住了，第二天就拽着小敏上街，非要给他配上一身加拿大很流行的“摩纳哥会馆”休闲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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