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唉，一切理论之于实际都太苍白，一切理性之于真正的疑难都太无奈，很多时候我们只有仰天祈祷，而难有实际作为。
祈祷什么呢？那就先得问：真正的疑难是什么？
比如《安提戈涅》。安提戈涅要违背国王“按律法与正义”所颁布的命令，去埋葬她的一个哥哥，但这样，她就会跟她这个哥哥一样成为城邦的叛徒。妹妹伊斯墨涅劝她：“你这样大胆吗，在克瑞昂颁布禁令之后？”安提戈涅回答：“他没有权力阻止我同我的亲人接近。”妹妹再次提醒姐姐这样做的可怕后果，而后说：“我们处在强者的控制下，只好服从这道命令。”姐姐说：“（那）你就藐视诸神所珍视的东西吧。”伊斯墨涅说：“我并不藐视诸神所珍视的东西，只是没有力量和城邦对抗。”安提戈涅说：“你可以这样推托……（但）我会恨你，死者也会恨你……让我和我的鲁莽为担当这件可怕的事而受苦吧，我不会遭受比卑贱的死更可怕的事情了。”最后，妹妹伊斯墨涅对姐姐安提戈涅说：“如果你想去（做）的话就去（做）吧，你可以相信，你这一去虽是鲁莽，你的亲人却认为你是可爱的。”
一边是亲情，是神所珍视的东西，一边是人定的律法与正义，是成为叛徒的可怕后果，你怎样取舍？这样的疑难古今中外多有发生。
安提戈涅立场坚定，安提戈涅芳名千古。国王克瑞昂的立场也很坚定，并具正义之名。可伊斯墨涅怎么办？毫无疑问，她将遭受最可怕的事情——卑贱地死，并且卑贱地生。因为她既不像克瑞昂那样藐视诸神所珍视的东西，又没有力量像安提戈涅那样与城邦对抗，因而她要么是背叛城邦，要么是藐视诸神。我常想，如果伊斯墨涅仰天祈祷，她（以及老好人）会祈祷什么？咳，我自己就这样祈祷过呀——当我发现某史很可能为人间增加一个叛徒之时，我曾屡屡祈祷：让人人都对人人怀有爱意吧，让人人——包括那个克瑞昂——都能够珍视神所珍视的东西吧！那样，就既没有安提戈涅式的危险，也没有伊斯墨涅式的疑难了。
“《安提戈涅》是一部悲剧，并不是因为上帝的律法和凡人的律法之间产生的冲突。使这部戏成为悲剧的正是安提戈涅本人……真正的悲剧在于她的感受力。”（《希腊精神》）是呀，感受力！不被感受的东西等于没有，不被发现的冲突则不能进入灵魂的考问，而只有这样的感受力使悲剧诞生，使灵魂成长。
这样看，伊斯墨涅就更是悲剧。“黑格尔说，悲剧惟一的主题是精神斗争，而且斗争中的两种精神都引起我们的同情。”
（《希腊精神》）伊斯墨涅的处境更加引发我们的这种同情，更能唤醒我们的感受力；或者说，伊斯墨涅才是这部戏中最具悲剧性的人物，她一生都将处在被撕裂的感受中。
这便使每一个诚实的人都要设身处地于一些严酷的选择，或令每一颗诚实的心都处在了伊斯墨涅的位置。譬如当神的珍爱与人的律法相悖之时，或爱与正义发生了冲突，你将怎样取舍？譬如一边是至爱亲朋的受苦，甚至惨死，一边是城邦（或组织）利益，以及叛徒的千古骂名，你怎样取舍？又譬如，在诺曼底登陆前夜，为使德军不知盟军已然破译了他们的密码，故当盟军获悉德军即将轰炸某城市时，却对那城市的居民隐瞒了消息，以致更多的人死于那次轰炸——对此，又当怎样评价？
我不知道。我说过了，如是疑难让我百思难取所归。譬如一场战争，一个平头百姓只可能判断其正义与非正义，断无就其战略、战术以及情报的可靠与否而做出支持或反对的能力。不过，话还是说大了——你真能判断出正义与非正义吗？若双方均称占有“真理”和“正义”，并都拿出了缜密的理论支持或“神授”的证据，你将何弃何归？抑或，那就反对一切战争吗？
可是，若一残暴势力（如法西斯）欲灭你的族群呢？唔，那当然不行！是呀，这一回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不”了。但是，什么理由呢？理由就是那自明的真理，即神所珍视的东西：爱！
我终于知道我能够知道什么了。我终于确信我能够确信什么了。我终于看清，一个平头百姓，乃至一些自诩为“家”的人，能够辨认并确信的，只有那个自明的真理。新闻可以虚假，情报可有疏漏，理论尤其会仗势欺人，惟神所珍视的东西是牢靠的依凭。然后还要警惕：万勿在那“爱”字前后掺入自制的使用说明，相反，要以神所珍视的，去比照和监督人所制定的。
但这有用吗？人间的困苦与疑难，能因这爱的祈祷而消灭吗？但是，有和没有爱的祈祷，后果是大不一样的，尤其是那些人定的东西会随之大不一样。如果只有人定的真理与正义，则难免还是“真理战胜真理，子弹射中子弹”。
困苦使人祈祷。疑难使人求助于爱。而“果敢”的人们多是感受不到疑难的，故也无须这爱的祈祷，他们只要鲜明的立场就够了。譬如克瑞昂的城邦立场。也譬如安提戈涅的家族立场。安提戈涅一方面说“我的天性不喜欢跟着人恨，而更喜欢跟着人爱”，一方面又对伊斯墨涅说“我会恨你，死者也会恨你”。什么原因使她前后矛盾？还是立场，鲜明的家族立场——她的诸神还远非博爱的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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