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霞艳：残雪在解读卡夫卡的时候经常用“凝视”，我觉得这个词很好，形象。而且残雪不像学院派，学院派的总是先数典，看别人研究到哪，然后在这个上面说话。残雪直接从作品开始，让自己的心灵与作品面对面地交流。
史铁生：创作者和研究者不同，创作者更注重自身的体会，研究者要从被研究对象的脉络来谈。
申霞艳：那么在这么多研究您的论文中，您觉得哪些论文与您自身的感受比较切合？
史铁生：好些文章都很好，关于《务虚笔记》的，邓晓芒、张柠、陈朗的评论都对我很有启发。还有几篇也很好，可我记不住作者的名字了。
申霞艳：说到邓晓芒老师，他是研究西方哲学的，我想到一个问题，您的写作逐步打通了哲学与文学的边界，拓展了文学的范围，超出了文学的价值。文学和哲学其实思考同样的问题，归结到底就是“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但它们有不同的表达方式。
史铁生：无论是文学、哲学还是艺术，我看重形式、角度的创新，我看重那种创造性。有些文艺作品哪怕很好、很成熟，但如果没有创造性就吸引不了我。以我看来精彩的世界多在内心。科技如此发达，摄像技术的逼真、讯息的即时传输，坐在家里就可以看到天涯，外部世界的遥远性、神秘性正在慢慢消失。转向内部世界，我们向内里眺望，会有我们最真切、最迷惑、最向往的东西。网络使很多东西可以虚拟，日本有个软件只要你把一些对应的条件输进去，它立即就给你呈现一个虚构的世界，你不满意又可以重来。这个对虚构是一种很大的打击。但人的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里的混沌、困惑，电脑模拟不了，我想这也是文学、哲学、艺术存在的理由。只要这些问题还在，人文科学就将永远存在。
申霞艳：从这个角度上说，世界没有变。几千年过去了，那些古老的爱、恨、情、愁依然困扰着我们，我们思考着同样的问题。
史铁生：世界是不变的，只是道具变了：楼变高了、马车变飞机了……科技迅速发展，原有的问题并没有消失，反而更尖锐了，因为我们看得更多，想得更多，外部世界与内心的裂缝越来越大。浮士德的意义在今天可能比歌德的时代更突出了。比如戏剧，莎士比亚的戏剧还在上演，但道具变了。
身体是内心表达的最后方式
申霞艳：记得您在《务虚笔记》中写道：“人的本性倾向福音。但人的根本处境是苦难，或者是残疾。”您的目光穿透了残疾生命个体，在一个新的高度瞭望人类整体。我想您一定比我们看到的更多。
史铁生：不能这么说，我是从限制这个意义上理解残疾的。人向往自由，但自由一定是在限制中。
申霞艳：我觉得《务虚笔记》这部作品不是写出来的，它是从内心里头缓缓流出来的，您在不断地触摸时间的边界、触摸心魂的根底、触摸生命最终的困惑……我更愿意将它当日记来读，我觉得它就是您一个人的心灵史。作为一个诗的国度，中国欠缺一种厚重的叙事传统，我们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在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上，很少去关注人与心灵的纠葛，您认为写作的内在深度如何建构？
史铁生：我觉得我们当前的写作最大的缺陷是逃避灵魂，尽可能绕过去。有时候我也害怕敞开自己的内心，真的将内心完全敞开自己会害怕！写作有时候很像是对一个恋人，你既希望靠近，不断地靠近，但又有所畏惧、有所保留。写作寻找的就是这个。现在的作品写性太多，其实写什么是为了表达自己，就像爱与性的关系。性是为了表达爱、诉说爱。如果单单是性，那是一种生物现象，到红灯区一趟那是分泌、是排泄，到器官为止。但有了爱就不同，它可以延展、可以升华，它希望内心亲密无间地交融，它向往的是一种无止境的状态。真正的开放不应该停留在外部而是内心的。
申霞艳：现在比较流行说“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我觉得这里头可能混淆了身体、肉身与肉体的概念。
史铁生：这个一时半刻很难谈。身体是一种表达，是内心表达的最后的方式。
申霞艳：您关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作家的写作吗？您对他们的写作有什么看法？
史铁生：这个很抱歉。有五六年了，我身体状态一直不好，我没法大量阅读。但是我知道这一拨里头有很不错的作家，这一代不像我们那时候，要找到一本托尔斯泰的书很困难，他们的起点高，很小就可以接触世界范围内人类最优秀的遗产，这个我们不得不服气。不过这终归是他们的事情。我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龄，我知道我有限的精力还能干些什么。我年轻的时候也对老作家不服气过，现在知道老有老的好处。我祝福他们。
每个人的世界其实很小。
苦难未必和写作成正比
申霞艳：有二十多年了，您不能行走，近五六年，您更是与病生活，您曾在文章中谈到您的职业是生病。在这个与疾病相依为命的过程中，您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