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他们的死就是这样的。虽然我们希望他们再坚持一下不要急着去死。但我们没法希望人类在进步的途中不付死的代价。
在这种时候，也可以说是写作行为导致了自杀意识的。其实这就像阴阳两极使万物运动起来一样，人在不满与追寻的磁场中不得停息，从猿走来，向更人的境界走去。“反动”一词甚妙，谁不允许人们追寻进而不允许人们不满，谁自是反动派。
这儿没有提倡自杀的意思，我想这一点是清楚的。长寿的托尔斯泰比自杀了的马雅可夫斯基更伟大。至于那些因一点平庸的私欲不得满足便去自杀的人，虽有别于动物但却是不如了动物，大家都这样干起来，人类不仅无望进步，反有灭种的前途。
三有人说写作是为了好玩。
大概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他活的比较顺遂，以写作为一项游戏，以便生活丰富多彩更值得一过。这没什么不好，凡可使人快乐的事都是好事，都应该。问题在于，要是实际生活已经够好玩了，他干吗还要用写作来补充呢？他的写作若仅仅描摹已经够好玩了的实际生活，他又能从写作中得到什么额外的好玩呢？显而易见，他也是有着某类梦想要靠写作来实现，也是在为生存寻找更为精彩的理由。视此寻找为好玩，实在比把它当成负担来得深刻（后面会说到这件事）。那么，这还是为了不致自杀而写作吗？只要想想假如取消他这游戏权利会怎么样，就知道了。对于渴望好玩的人来说，单调无聊的日子也是凶器。更何况，人自打意识到了“好玩”，就算中了魔了，“好玩”的等级步步高升哪有个止境？所以不能不想想究竟怎样最好玩，也不能不想想到底玩的什么劲儿，倘若终于不知道呢？那可就不是玩的了。只有意识不到“好玩”的种类，才能永远玩得顺遂，譬如一只被娇惯的狗，一只马戏团里的猴子。所以人在软弱时会羡慕它们，不必争辩说谁就是这星球上最灿烂的花朵，但人不是狗乃为基本事实，上帝顶多对此表示歉意，事实却要由无辜的我们承当。看人类如何能从这天定的困境之中找到欢乐的保障吧。
另一种情况是：他为生存寻找理由却终于看到了智力的绝境——你不可能把矛盾认识完，因而你无从根除灾难和痛苦；而且他豁达了又豁达还是忘不了一件事——人是要死的，对于必死的人（以及必归毁灭的这个宇宙）来说，一切目的都是空的。他又生气又害怕。他要是连气带吓就这么死了，就无话好说，那么必不是一个有效的归宿。他没死他就只好镇静下来。向不可能挑战算得傻瓜行为，他不想当傻瓜，在沮丧中等死也算得傻瓜行为，他觉得当傻瓜并不好玩，他试着振作起来，从重视目的转而重视了过程，唯有过程才是实在，他想何苦不在这必死的路上纵舞欢歌呢？这么一想忧恐顿消，便把超越连续的痛苦看成跨栏比赛，便把不断地解决矛盾当做不尽的游戏。无论你干什么，认其为乐不比叹其为苦更好吗？现在他不再惊慌，他懂得了上帝的好意：假如没有距离人可怎么走哇？（还不都跟史铁生一样成了瘫子？但心路也有距离，方才提到的这位先生才有了越狱出监的机会。而且！人生主要是心路的历程。）他便把上帝赐予的高山和深渊都接过来，“乘物以游心”，玩他一路，玩得心醉神迷不绊不羁创造不止灵感纷呈。这便是尼采说的酒神精神吧？他认为人生只有求助于审美而获得意义。看来尼采也通禅机，禅说人是“生而为艺术家”的，“是生活的创造性的艺术家”。当人类举着火把，在这星球上纵情歌舞玩耍，前赴后继，并且镇静地想到这是走在通向死亡的路上时，就正如尼采所说的，他们既是艺术的创造者和鉴赏者，本身又是艺术品。他们对无边无际的路途既敬且畏，对自己的弱小和不屈又悲又喜（就如《老人与海》中的桑提亚哥），他们在威严的天幕上看见了自己泰然的舞姿，因而受了感动受了点化，在一株小草一颗沙砾上也听见美的呼唤，在悲伤与痛苦中也看出美的灵光，他们找到了生存的理由，像加缪的西绪福斯那样有了靠得住的欢乐，这欢乐就是自我完善，就是对自我完善的自赏。他们不像我这么夸夸其谈，只是极其简单地说道：啊，这是多么好玩。
那么死呢？死我不知道，我没死过。我不知道它好玩不好玩。我准备最后去玩它，好在它跑不了。我只知道，假如没有死的催促和提示，我们准会疲疲沓沓地活得没了兴致没了胃口，生活会像七个永远唱下去的样板戏那样让人失却了新奇感。上帝是一个聪明的幼儿园阿姨，让一代一代的孩子们玩同一个游戏，绝不让同一个孩子把这游戏永远玩下去，她懂得艺术的魅力在于新奇感。谢谢她为我们想得周到。这个游戏取名“人生”，当你老了疲惫了吃东西不香了娶媳妇也不激动了，你就去忘川走上一遭，重新变成一个对世界充满了新奇感的孩子，与上帝合作重演这悲壮的戏剧。我们完全可以视另一些人的出世为我们的再生。得承认，我们不知道死是什么（死人不告诉我们，活人都是瞎说），正因如此我们明智地重视了生之过程，玩着，及时地玩好它。便是为了什么壮丽的理想而被钉上十字架，也是你乐意的，你实现了生命的骄傲和壮美，你玩好了，甭让别人报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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