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回，有个记者问我：你对你的病是什么态度？我想了半天也找不出一个恰当的词，好像说什么也不对，说什么也没用，最后我说：是敬重。这并不是说我多么喜欢它，但是你说什么呢？讨厌它吗？恨它吗？求它快快滚蛋？一点儿用也没有，除了自讨没趣，就是自寻烦恼。但你要是敬重它，把它看做是一个强大的对手，是命运对你的锤炼，就像是个九段高手点名要跟你下盘棋，这虽然有点儿无可奈何的味道，但你却能从中获益，你很可能就从中增添了智慧，比如说逼着你把生命的意义看得明白。一边是自寻烦恼，一边是增添智慧，选择什么不是明摆着的吗？对困境，先要对它说“是”，接纳它，然后试着跟它周旋，输了也是赢。这不是阿Q，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展示他的癞头疮，以丑为荣；你这是“置之死地而后生”，比如腿死了，肾也死了，但未必精神就不能赢，就不能活得更好。
我常以打牌来比喻人生。你可能运气不好，你可能抓了一手坏牌，但光靠好牌来赢算不得能耐，而一手坏牌也肯定有最好的打法，去寻找那个最好的打法就是。总是乞灵于好运，差不多是浪费光阴，不断地洗牌、洗牌、洗牌……你知道是洗来的好，还是洗掉的好？
说到死，有人就着急，发慌，沮丧得不行，甚至闭口不谈，想都不敢想。这样的话，死，肯定就会以更加狰狞的面目来找你了；你要是镇静地看它呢，它其实也平常。死什么样？就像你没出生时那样呗。死，不过是在你活着的时候吓唬吓唬你，你一发抖，它就成功。其实，我们不都是从那儿来的吗？比如说，我是一九五一年从那儿来的，柏大夫是一九五二年。这个问题说起来复杂，我只是起个头儿，抛砖引玉，各位可以慢慢去想。
其实，死，不过是活着的时候的一种想法。谁想它想得发抖了，谁就输了，谁想它想得坦然镇定了，谁就赢了。当然不能骗自己，其实这件事你想骗也骗不了。为什么一些真正有信仰的人并不害怕死呢？不过这不是能教的，得自己镇静下来慢慢去思索，去体悟。但要是你先就对它说“不”，固执地对它说“不”，你不仅一无所得，甚至会焦躁不安、恐惧倍加，终生受它的伤害。其实所有的困境，包括死，都是借助于你自己的这种恐慌来伤害你的。我估计，我讲的不大可能符合柏大夫的要求。这我就不管了。她是大夫，我是病人，照理说，病人在申述自己病情的时候，比大夫有发言权。咱们都可以畅所欲言，然后把一个烂摊子交给她，那时候再听她的吧。
在我双腿瘫痪的时候，以及双肾失灵的时候，有人劝我：要乐观些，要坚强些，你看看生活多么美好呀！我心里说，玩去吧，病又没得在你身上。那时候我不能体会什么是乐观，凭什么可以乐观。尤其是，我双腿瘫痪的时候才二十一岁，我可是没有发现什么生命的诱惑。我想的是，我要是不能再站起来，就算是能磨磨蹭蹭地走，我也不想再活了。那时候，我整天用目光在病房的天花板上写两个字，一个是肿瘤的“瘤”（因为大夫说，要是肿瘤就比较好办，否则就得准备以轮椅代步了），另一字是“死”。我祈祷把这两个字写到千遍万遍或许就能成真，不管是肿瘤还是死，都好。我想我只能接受这两种结果。到后来，现实是越来越不像是肿瘤了，那时候我就只写一个字了。但我为什么迟迟没有去实施呢？那可不是出于什么诱惑，那时候对我最具诱惑的就是死；每天夜里醒来，都想，就这么死了多好！每天早晨醒来，都很沮丧：我怎么又活过来了？我所以没有去死，绝不是生的诱惑，而是死的耽搁，是死期延缓，缓期执行吧。是什么使我要缓期执行呢？是亲情和友情，是爱。
那时候，我的亲人，同学，各路朋友，几乎每天都来看我；不是探视的日子他们也能进来，友谊医院的条条暗道他们都了如指掌。还在陕北插队的同学经常给我写信来，软硬兼施，劝骂并举，想尽办法让我先活下去再说。他们的计谋其实都让我看穿，但即使你看穿，这份情谊还是起作用。我觉得不能让他们太失望，不能让他们有一天来了却听说这小子已经自杀了，这好像太不够意思。那时候我也还是不大想活，希望有一个自然的死亡。但是死亡一经耽搁，你不免就进入了另一些事情，另一种情绪，就像小河里的水慢慢丰盈了，你难免就顺水漂流，漂进大河里去了，四周的风景豁然开朗，心情不由得也就变了。终于有一天你又想到了死，心说算了吧，再试试，何苦前功尽弃呢？凭什么我非得输给你不可呢？这时候，你已经开始对残废有一种幽默的态度了。
启发我的是卓别林的一部电影，好像是叫《城市之光》吧。女主人公要自杀，拧开了煤气，结果让卓别林演的那个角色发现了，把这女的救了。这女的说：“你凭什么救我？你有什么理由不让我死？”卓别林的回答妙极了，他说：“急什么？早晚还不是这回事？”这是大师的态度，不悟透生死的人想不出这样的话。这里面不仅有着非凡的智慧，而且有着深沉的爱，意思跟那个国王对小号手说的大同小异，都是说：这是困境，是我们谁也逃避不了的，但是我们在一起，我们再一起来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这就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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