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要变。到了一千九百七十六年春，一个巨变降临在解教授家：独生子——他们一向认为还是个孩子的独生子，在天安门事件中被抓进了监狱。解教授捶胸顿足地发怒，陈谜抽抽搭搭地啼哭。
解教授拍着桌子喊：“悼念周总理何罪之有？”
陈谜哆哆嗦嗦地关上窗户说：“哎呀哎呀，啧啧啧……你就小点声吧！”
解教授气愤地来回踱步：“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自由！有集会、游行的自由！这样抓人是违法的！”
陈谜坐在角落里：“哎呀哎呀，啧啧啧……可言论自由、集会和游行的自由只给人民，不给敌人呀，你不是也这么说嘛。”
解教授一愣，马上说：“我们的儿子不是人民吗？”
“可自从他在天安门自由言论了之后、自由集会了之后，人家就不承认他是人民了，还给不给他言论的自由、集会和游行的……也就难说了。”
“什么？”解教授完全愣住了。
“唉，这孩子真不听话！用自由的言论把言论的自由给弄丢了，要不自由言论，本来他可以永远言论自由，也就还是人民。可这自由言论了之后，之后，之后人家就有理了，你说人家这还违法吗？”陈谜巴望丈夫给她一个满意的回答。
但解教授一下子跌倒在椅子上，呆呆地望着妻子，默默地听着角落里的啜泣声。许久，许久，他一动不动。
陈谜害怕了，叫一声：“解……”
“谜，”解教授慢慢地说，“我教了一辈子法律，却一直没发现这个毛病。这毛病，就出在——什么样的人是人民，什么样的人是敌人，没有一个严谨的法律标准，而是由那些凌驾于法律之上，逍遥于法律之外的人说了算，法律在这儿成了装饰……给瞎子戴一副眼镜，给哑巴的嘴上吊一个扩音器，却要把能看的眼睛挖掉，把能说的嘴巴缝上……”
“你，住口！”陈谜腾地站起来，惊叫道，“你疯啦？儿子还没出来，你也想进去吗？你老糊涂了！”
解教授严肃地说：“不，我老明白了。你也并不糊涂，你是被法西斯式的镇压吓出毛病来了。”解教授平生第一次用负疚的目光看着妻子，“你被欺骗了，真的，欺骗你的，也有我。”
陈谜不说话了，她想：“再说下去，不知老头子会说出什么来，反正说什么也没用了，儿子毕竟是坐了牢，老头子要是再……”她战战兢兢地走上凉台，战战兢兢地四下张望。她那小而圆的脸上布满了恐惧的皱纹，因为她看见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穿红衣服的人，那人要是听见老头子刚才说的话可怎么办？……
这之后，解教授整天埋头于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以及其他参考书之中了，他开始重新研究他的“法”。陈谜埋怨他不关心儿子，他说：“这不是儿子一个人的事。”
这之后的若干天内，陈谜都是在战战兢兢和抽抽搭搭中度过的。她白天想儿子，夜里就梦见儿子，眼边的皱纹没有了，代之以一片发亮的红色。
有一天她梦见儿子被打断了腿，哭着喊妈妈。第二天，她决心写一封信说明儿子的情况。写什么呢？写儿子只是悼念周总理，并没干别的？不行，这岂不又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写儿子并没烧汽车，只是在一边看着？也不行，看着为什么不制止？要不，光写儿子不懂事？还是不行，不懂事怎么懂得反王张江姚？……再不，只写儿子身体不好，请别打得那么厉害？更不行，这岂不又成了明目张胆的同情？唉，可怎么写呢？再说，写给谁呢？写给毛主席？不行，怕落在江青手里。写给党中央？也不行，王张江姚正得势哪。写给市委？唉，天安门抓人打人，市委又不是不知道……她忽然眼睛一亮，写给法院！告那群坏蛋！但她的目光马上又黯淡了，目前的法院似乎只管离婚，政治案件只有刚才想过的那几个地方能管，可那又都不行。唉，怎么办呢？陈谜战战兢兢地走上凉台，望着蓝色的天空，她仿佛听见棍棒打在骨头上的声音，不由说道：“老天爷保佑吧！”待她说出这句话时，不由浑身一抖，心想：“这样的话我怎么竟在屋子外面说出了口？要是让别人听了去，会说我是宣传迷信的，会说我是妄图复辟封建……”她急忙翘首四望，不远处又是那个穿红衣服的人。陈谜小而圆的脸上出现了死人般的皱纹。她急忙跑回屋里，跑到解教授跟前，说：“哎呀哎呀，我刚才又说了一句错话，办了一件错事，而且，而且肯定被人听去，报，报告了。”一阵半身麻木头晕目眩，她的脑血管里又有了栓塞。
陈谜病倒了，住在医院里，在她神智最不清醒的时候，她也没呼唤过儿子，因为在她的大脑里铭刻着一个逻辑：真心话绝不可在家门以外的地方说。在她心里最明白的时候，她也总觉得自己是住在眼科病房里，人家要来检查她的“见风流泪”，新账老账要一起算了。无论解教授怎样安慰她，怎样向她解释，她都是将信将疑。
一切都在变，到了一千九百七十六年秋，似乎一切都已经变了。十月九日晚上，当解教授激动、兴奋地来到医院里，把那个好消息——“四人帮”被逮捕了——小声告诉陈谜的时候，她惊吓得赶紧捂住了丈夫的嘴。只是在值班护士向她证实了这一消息的时候，她才把手从解教授的嘴上拿开，急切地要听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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