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扶着窗台又往外看，说：“瞧瞧，把街上也刮得多干净。”
奶奶说：“你妈，她下了班就从这条街上回来。”
额头和鼻尖又贴在凉凉的玻璃上。那是一条宁静的街。是一条被楼阴遮住的街。是在楼阴遮不到的地方有根电线杆的街。是有个人正从太阳地里走进楼阴中去的街。那是奶奶说过妈妈要从那儿回来的街。
玻璃都被我的额头和鼻尖焐温了。
奶奶说：“太阳沉西了，说话要下去了。”
因此后来知道哪是西，夕阳西下。远处一座楼房的顶上有一大片整整齐齐灿烂的光芒，那是妈妈就要回来的征兆，是所有年轻的母亲都必定要回来的征兆。然后是：
奶奶说：“瞧，老鸹都飞回来了。奶奶得做饭去了。”
天上全是鸟，天上全是叫声。
街上人多了，街上全是人。
我独自站在窗前。隔壁起伏着“咯咯咯……”奶奶切菜的声音，又飘转起爆葱花的香味。换一个地方，玻璃又是凉凉的。
后来苍茫了。
再后来，天上有了稀疏的星星，地上有了稀疏的灯光。
那是我的又一个生日。在那一刻我的理性出生，从那一刻开始我的感觉同理性分开；从那情景中还出生了我的盼望，我将知道我的欢愉和我的凄哀，我将知道，我为什么欢愉和我为什么凄哀。而我的另一些生日还没有到来。
43
我从虚无中出生，同时世界从虚无中显现。我分分秒秒地长大，世界分分秒秒地拓展。是我成长着的感觉和理性镶嵌进扩展着的世界之中呢？还是扩展着的世界搅拌在我成长着的感觉和理性之中？反正都一样，相依为命。我的全世界从一间屋子扩展到一个院子，再从一个院子扩展到一条小街，一座城市，一个国度，一颗星球，直到一种无从反驳又无从想象的无限。简单说，那就是一个人的一生。我有时想象那无从想象的无限，发现其实很简单——只是人们并不想老实地承认——那不过是想象力的极限罢了。无限，是极限的换一种说法。无限是极限的一个狡猾的别名。
就像有一架摄影机，缓缓摇过天花板：白色已经泛黄的天花板中央有一圈波纹般的雕饰，从圈心垂吊下一盏灯。孤寂而冷漠的一盏灯。灯罩的边缘如起落的波浪，但不动，安分得很，像一朵被冻僵的花。
接着，摄影机下摇：墙上有一幅年画，那年画想必已经待在那儿很久，已经并不紧贴住墙壁了，风从窗外来，它就哗啦啦地抖，想要招展而终于不能。年画上是一个男孩儿和一个女孩儿，怀里都抱着鸽子，背后的蓝天上也飞着鸽子。见过那幅画的人都会记起，它的标题是“我们热爱和平”。
再横摇：无声地摇过那幅年画，摇过明净的窗，洁白的窗纸和印花的窗帘，窗台上一盆无花的绿叶，再摇过一面空白的墙，便见一张红漆长桌和两只红漆方凳。桌上有一架老座钟，“滴—答—滴—答—滴—答—”，声音很轻，但是很有弹力，“滴—答—滴—答—当——”，最后一下响，声音很厚，余音悠长。
镜头推进，推向那架老座钟：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楚的一圈罗马数字，和一长一短两支镂花的指针，圆盘是非常精细非常复杂的金色图案，图案中有两个赤裸着身体的孩子，两个孩子在那时间里永远不长大，永远都快乐。镜头在那儿停留也许是一会儿也许是很久，不必考虑到底是几点，两支镂花的指针可以在任何位置。无所谓，具体的时间已经无所谓，不可能记得清了。画面淡出。
据历史记载，有过一场“镇反”运动。可能就是那年。
据历史记载，在朝鲜发生过一场战争。可能就是那几年。
那时候奶奶总在学唱一支歌：“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中朝人民力量大，打垮了美国兵呀……”
历史在我以外的世界，正不停顿地行进。
另一幅画面淡入：半开着的屋门，露出一隙屋外的世界，明媚动人。然后，如同镜头拉开：棋盘一般的青砖地，一方一方地铺开铺向远处的屋门，从那儿从半开的门中，倒下来一长条边界分明的阳光，平展展地躺倒在方砖地上，空净、灿烂、安详。如同摄影机向前移动，朝着屋门，很不平稳地向前移动：青砖地摇摇晃晃地后撤。忽然那条阳光中进来一个影子进来一个声音，奶奶或者妈妈的声音：“慢点儿慢点儿，哎——对啦，慢一点儿。”很不平稳但是继续前移，慢一点儿或者一点儿也不慢，越过那条齐整的阳光，门完全敞开时阳光变宽了，越过门槛，下了台阶，停住。镜头猛地摇起来：猛地满目令人眩晕的辉煌。然后仿佛调整了光圈，眼前慢慢地清晰了，待景物慢慢清晰了却似另一个世界，一个新的全世界，比原来的全世界大了很多倍的又一个全世界。向东横摇一周，再向西横摇一周：还是那些房屋，走廊、门窗、柱梁、屋檐，都还是那么安静着呆在那里，却似跟原来看到的不尽相同。现在不是从玻璃后面看它的一幅画面，现在是置身其中，阳光温暖地包围着，流动的空气紧贴着你的周身徐徐地碰着你的皮肤，带着花木的芬芳，带着泥土的湿润，带着太阳照射下的砖墙和石阶的热味儿，带着阴凉的屋檐下和走廊上古老的气息，世界就变了样子。那是不是又一个生日呢？摇向天：天是那么深而且那么大，天上有盛开的花朵；摇向地：地原来并不一定都是青砖铺成的呀，地上有谢落的花瓣。可能是暮春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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