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89年第一次阅读我祖父的回忆录时，被那样壮阔的迁徙场面震住。我祖父和其他一些教授、学生和一些回归下江的旅客乘着爆满的船沿江而下，在宜宾被吆喝下船，原因是船的机械出了故障。六个小时后，他和一些旅客去附近的小馆子买吃的回来，发现船已经跑了，岸上的搬运工告诉他们，因为船上装了一批东西装不下人，所以开跑了。旅客们这才发现上了当，船上特等舱的阔佬旅客们为了紧急运送他们的走私货物，制造了一起“机械故障”，让大部分乘客下了船，腾出地方来装载他们从陆路运来的货物。旅客们就在那个小码头等了许多天，江上满载走私品的船只把江面都遮住了，忙得没有一只船停下来载他们。他们走了一天旱路，在一个小码头挤上一条难民船，继续余下的航程。我的蓬头垢面、衣衫不整的祖父登陆上海时，这个从来不以美德著称的大都市在他眼前是这样呈现的：许多楼房空了，贴着各个衙门的封条，它们都是作为日产被“接收”后，再被暗转产权的。抢占和接收成了同义词；接收还要看谁出手早，出手强硬。街上常常有为一个文件柜或者一张办公桌动拳脚的。还有一些空楼房挂出牌子出售，但自称房主的人可以有三四个。抢不到房产的人把日本人铺的地板在一夜间撬走。没有地板可撬的就卸下百叶窗，门和窗帘框子都剜下抬走。曾被日本人占据的工厂也会同时有几个合法接收者，分不均匀就把机床拆掉卖零件，卖库房里的成品或半成品。
1945年底，我祖父就回到了这样一个上海。
焉识从十六铺码头步行回到家的时候，除了一身污垢，以及一身从难民那里来的虱子，他几乎一无所有。恩娘和我祖母冯婉喻看见一个大个头叫花子走进厨房，用了好几秒钟才把他认出来。其实他也用了好几秒钟才认出了婉喻和恩娘。原来就是纤细类型的婆媳俩此刻形销骨立，棉袍晃荡晃荡的，领口和袖口都成了空洞。靠典当和恩娘过日子的技巧，还是难度无米之炊。恩娘抱住焉识，一口一个“短命打仗啊！……”
家里也变了。陈设和家具大致都在，位置却摆得很奇怪，还添了一个日本橱柜，一个和式矮桌，一面日本屏风。但陆家祖传的几个康熙年间的粉彩缸和几件宋代官窑瓷器一件也没了。恩娘告诉焉识，为了维持一家五口吃穿，1941年底她做主把陆家的房子租给了一个日本家庭，男人是银行襄理，然后用日本人付的租金在杨树浦路租了两间房，婉喻也找了个誊抄信件文件的工作，挣的钱给三个孩子添添营养和衣服。日本家庭在停战第二个礼拜就退了租，他们才搬回来的。
三个孩子回来时，他们的父亲已经洗了澡，刮了脸，换了干净衣服。八年的战争，全家人一个不少，这是桩了不起的事，女人们哭哭笑笑，一面吃晚饭一面试着相信这个奇迹。晚饭也是个奇迹。恩娘抖着双手指导婉喻，把一听美国牛肉罐头做成了一个什锦砂锅，从小菜场买来的雪菜和豆腐，又加了细粉。米饭是碎米煮的，能吃出是三四年前的碎米。
接下去的日子，焉识很快就发现那样的晚餐就是盛宴。物价一天一个高度，一般人的收入只拿到战前工资的百分之七。但上海照样繁华，所有的繁华场所都能看到突然富有起来的人。焉识回到上海的第三天就去了美国会馆。玩单人扑克的，抽雪茄闲聊的面孔换成陌生的了，但背景毫无变化，爵士乐照旧，酒吧的调酒师老了几岁而已。
那个昏昏欲睡的调酒师对于焉识这样的老客人已经要重新认识了。焉识曾经的大学校园正在重建——日本军队把它改建成了兵营。由于焉识在重庆的被捕，校方没有和他再续签合同。各个大学都在改组和整合，焉识一个个学校地跑，找他留学时代的朋友，介绍他在任何大学找到一个挣工资的职位，哪怕挣的工资是战前的百分之七。婉喻和恩娘在整个战争期间为他撑着一个家，他现在回来了，要做顶梁柱也该由他来做。一个朋友建议他到美国会馆看看，有两个美国校友战后升任大学教务长和副校长了，美国会馆还是他们去得起的地方。焉识忍受着调酒师的白眼，只要了一瓶啤酒，坐了四五个小时，果然在晚上九点等来他要找的人。
一见这两个校友，焉识立刻知道他们当下属于什么人等。属于把他和那一船旅客丢下拉着走私货跑掉的特等舱客人。也属于借战后接收的名义把日产变成他们私产的那伙人。他们都是一模一样的细皮嫩肉，薄薄的中年脂肪使五官都圆乎乎的，这就使他们相互间有一点相象。不，是很相象。焉识对于人的形象特点记得最准确，但此刻也被他们俩那种不可言喻的形似及神似弄得直跑神。还有就是他们都是笔挺的新西装，一样的高价雪茄，成功和胜利者的自负与矜持——他们是凯旋归来接收上海和学校的。焉识渐渐明白，是那种他一回上海就感到的漫天无耻使两副不同的面孔相像了。他们告诉焉识，他们可以设法给焉识谋一份教职，但焉识必须通过教育部的一项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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