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的陆焉识穿一件银灰色夹长衫，带着黑色长围巾，就是他在那时代好几张照片里穿的一身。黑色礼帽和窄头的黑皮鞋都很时髦。他的打扮乍看平实，仔细看总能发现一两个细节是上海西人圈子里正在流行的东西，比如帽子和鞋子。所以在他不得人心之后，人们就把这些时髦细节联想起来，就想到他天性里的轻狂。他走的这条路是福州路。这是妓馆开张的时分，两个趿拉着木拖板的妓女急匆匆地准备上班了。日本飞机在“一·二八”事变中炸了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上海的这一区少了三十多万本藏书，却添出一批木屐女子。东洋妇人的木屐步态被一些嫖客认为是迷人的，于是贱到“咸肉庄”（注：低级妓院），高到“书院”（注：高级妓院），不少妓女们都流行起木屐小步来。福州路除了妓馆多，书店更多，大大小小有三百多家。所以穷或富的读书人和写书人像历朝历代的前辈一样跟妓女们亲密杂处。福州路上的人都是晃晃悠悠地在逛，逛书店常常只读不买，对于擦肩而过的妓女同样可以只看不买，逛逛就心满意足了。这就是为什么陆焉识除了去泡徐家汇的咖啡馆，也常常来泡福州路的茶馆。这天焉识没有逛他爱逛的大中华旧书店和他常买西文图书和《时代周刊》的别发书店，而是走进一家家出售本地杂志的书店。在这些书店里，他找到一本刚出来的《现代杂志》，他化名写的一篇文章被刊在上面，而且刊登的位置非常醒目。其实只需进一家书店，就能证实他的文章已经面世，但他进了十四家书店，把证实重复了十四次。
一个月前，他参加了一个学术会议。晚上的酒会上，争论开始了。会议的特邀贵宾是凌博士。留学归国的博士很多，但全国人只称呼凌博士“博士”，把凌博士的博士头衔叫得像爵位。凌博士和焉识谈起他们在华盛顿的相见，谈起纽黑文的苹果林和枫叶，还谈到新英格兰的那些小城镇，一年一度的莎士比亚戏剧节，似乎家家都出产演出莎士比亚剧目的角儿。凌博士说焉识发表在《东方杂志》和《中国科学杂志》上的文章他都读了，很喜欢。凌博士又说，在国事动乱的时候，还能有个潜心做研究的陆焉识，不易不易。焉识很想告诉他，自己也跟着学生们乱过，“一二·九”参加了罢课罢教，但他不愿凌博士失望，愿意给凌博士一个快乐轻松的夜晚，便把真话和白兰地一块咽下去。凌博士说自己的研究院平庸得很，要是也有几个陆焉识就不一样了。紧接着他用英文问了焉识一句，何不就调去他的研究院呢？焉识嘻哈着用英文反问：为什么不呢？
此刻他们周围的争执正在飞快升温，对立面也鲜明了，英文法文俄文都用上来。曾经向焉识借论文的大卫·韦争得领带和眼镜都歪了。
争执的焦点渐渐落在凌博士近期发表的一篇文章上，题目是《学潮的爱国与科学的救国》。文章是好文章，苦口婆心不乏谐趣，每几行出现一个典故，出现得又那么自然。
焉识站在旁边，两手插在裤子口袋里。看人家打台球他也是这副姿态。这么多年，大卫·韦那一派人一有时机就跟凌博士搞文墨大战。凌博士静静地微笑，听大卫说完，把酒杯放下，轻声请旁边一个侍应生去门外叫车，他还有一个晚会要奔赴，只能少陪了。他态度是谦让的，但他的姿态暗示大卫是头牛，他的琴不对牛弹。大卫借酒佯狂，缠着凌博士不放，要他至少回答他刚才的提问。凌博士微笑着指了指焉识说，问问陆教授，他同意我的观点。凌博士再转向陆焉识说，拜托你替我回答他，我来不及了。然后一面跟近处的人握手，一面跟远处的挥手，王者似的向场外走去。
1989年，我第一次读祖父的回忆录时，这里是我替他懊恼顿足的地方。陆焉识的错就出在这里，凌博士公开把他误划到自己的阵线里，他绝不应该对凌博士微笑默认。我想象陆焉识在福州路一家家书店阅读着自己对凌博士的反驳，整个人都是那种对自己文采的陶醉。这个反驳很快就要被看成是背后插刀了。他在十四家书店买了十四本杂志。这是我祖父的另一个毛病，进任何商店从不让店主失望。
他对凌博士的反驳是温和的，用的是陆焉识风格的诙谐。他首先对凌博士的文章表示了审美上的赞同，又赞美凌博士用典如田间拾穗，海滩拾贝，轻松自然。只可惜凌博士是非观念稍微差了一点，在美、苏、英都在跟日本人辩是非的时刻，他也主张暂放下东北沦丧、华北吃紧的民族是非。凌博士认为侵略战争是放火，被侵略一方应该救火，而不应该用抵抗战争去火上浇油。焉识用同样的比喻给凌博士一点常识教育：救火的方式也可用于放火，他从那边烧过来，你主动从这边烧过去，火挡火，倒可能烧出一片安全。
陆焉识把自己的文章通篇读下来，觉得自己虽然是驳斥凌博士，但并没有文字圈子里盛行的谩骂攻击意味，并留了商榷余地。即便凌博士知道笔名后面的真名是陆焉识，也不会被他得罪。凌博士法文很好，应该知道法语多么适合用来争论，法国人没有不争论而缔结真正友谊的。“一切都可以怀疑，除了怀疑本身”，是法国人笛卡尔的信条。过了两天，大卫找到学校来了。几年前他那对焉识的匿名谩骂似乎从来没发生过，大卫又是那个留学时代吃喝不分的大卫了。他一头撞进焉识的怀抱，紧紧搂住他。在国内生活了几年，焉识对洋礼节已经有些不好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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