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王小波
确实，我在向你们谈论一位具有写作才华的人。进言之，是在向你们谈论一位具有特殊写作才华的人。这一种特殊性，在他的几部作品出版以前，是中国近当代小说写作现象中少见的。我不敢肯定地说完全没有。我虽然自信是很关注小说写作现象。但我的阅读范围毕竟是极其有限的。
这个人就是王小波。
大家都知道的，他已于一九九七年去世了。
我向诸位谈论他，一是因为他的才华；二是因为他的作品一经出版，首先在各大学学子中引起过一阵“王小波热”，而至今他的作品的影响依然存在。那么我作为讲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师，向你们分析他特殊的写作才华和他作品的与众不同，实在是教学义务之内的事。
我认为，一个人只要写出了超过一百万字的小说，只要其作品在一定范围的读者中发生影响，便总是有几分写作才能的。当然也不一定非得超过一百万字。我其实强调的是那一种可持续性的写作才能。王小波具有它。倘他现在还活着，我相信他会有更好的作品问世。而据我看来，某些人并不具有可持续性的写作才能。他们在特定的时代，写了几篇或仅仅一两篇作品后，再就写不出什么来了。他们写的仅仅是演绎了的个人经历罢了。个人经历演绎完了，那一份写作的才能也就丧失掉了。不可持续证明他们之写作才能的单薄。诸位肯定注意到了，我谈论王小波时，用的是“才华”一词。我认为相对于写作这一件事，可持续的才能才接近是一种才华，否则只不过是才能。
对于我，至今有如下几位作家我是刮目相看的。
一是湖南的女作家残雪。她的小说有显见的意识流风格。文字也很特别。既不同于同代男女作家，也不同于后来的“新生代”作家，给我一种神经质的印象。她笔下的许多文句，仿佛一个极其敏感的人对她的下意识的记录，足令阅读者的神经也随之敏感。我曾戏言——有了二十余年写作实践的自己，几乎可以模仿古今中外不少作家的风格写一两篇“仿作”。这里指的是短篇，中篇很难，长篇不行。比如模仿蒲松龄，写一篇文言的关于花精鬼魅的小说，能不能呢？能的。比如模仿屠格涅夫，以翻译体写一篇《木木》那类的短篇，也能的。但读过残雪早期的一些小说后，我对自己老老实实地承认——我的这位女同行的作品，我是根本无法模仿的。无法模仿她的写作思维，无法模仿她的语言。别人特殊到了自己连模仿一下都不可能，所以刮目相看。
《围城》那样的小说也是我根本模仿不来的。书中的幽默气质和睿智的比喻，显示出一种禀赋。属于人的禀赋的东西，那是别人模仿不到的。
《尤里西斯》对于我来说更是只有刮目相看的一部书。我也得老老实实地承认我并不喜欢这一部大名鼎鼎的书。它完全不符合我的阅读胃口。我之所以硬是耐心地将它读完了，乃因国外评论它是一部“登峰造极”的优秀小说。而我读完了还是怎么也喜欢不起来。也没读出它优秀在哪儿，足见我的浅薄和没出息。甚至也可以说，我挺排斥它的。但对残雪和钱钟书的书，我却是亲和的。
王小波是至今为止第四位令我刮目相看的同行。他的作品我也是根本无法模仿的。指他的小说。他的小说之所以给我“具有特殊写作才华”的印象，乃因我也同样从中看出了属于先天禀赋而非后天实践经验的东西。
那么，王小波的写作才华到底特殊在哪几方面呢？
我认为，如下：
第一，逻辑学对小说写作思维和小说文体的介入。在我看来这是王小波小说最主要的特别之点。逻辑是古典哲学的筋脉。逻辑学在基础的水平上是研学古典哲学的入门之学；而在高级水平上是提升哲学认知价值的辅助学问。王小波小说中的逻辑学现象，非是多么高级的那一类，而是很基础的，ABC的，“三段论”那一类的。即假设A＝B或A≠B那么A将与C关系怎样怎样的那一类。在代数中即为“推导”。我一向认为，基础逻辑常识是很枯燥乏味的。但王小波信手拈来的将其写进小说中，读来竟饶有趣味。有时甚至妙趣横生。他或者以此分析“自己”即小说中“我”的心理；或者以此分析笔下人物，于是“我”和笔下人物命运的两难之境跃然纸上。心理分析是小说家写人物的常规方式。但是直接地将逻辑学的ABC常识引入了分析人物，仿佛使作者和读者顿时都变成了孩子。而作者本人尤其像一个大儿童，天真、郑重其事，对读者有很大的亲和吸引力，使小说之字面呈现较高的可笑性。而这就是“趣”。“趣”是当代小说读者读小说的一种越来越显然的要求。王小波深谙此点，尽量给读者以满足。他的父亲是逻辑学教授。分明的，他对逻辑学的兴趣乃受其父影响。大概是基因里带来的，也可以说是一种先天禀赋。就我的阅读范围而言，从王小波的小说中第一次读到逻辑学意味，此前从没有的一种阅读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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