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也不知“华盖运”何以是恶运？
至今也不知“历下”何以是济南？
所谓知其一不知其二。虽也遍查书典，却终无所获。某日在北京电视台前遇老歌词作家，忍不住虚心就教，竟将前辈也问住了……
几年前，我还将“莘莘学子”望文生义地读做“辛辛”学子。
有次在大学里座谈，有“辛辛”之学子递上条子来纠正我。条子上还这么写着——正确的发音是shen，请当众读三遍。
我当众读了六遍。自觉自愿地用拼音法多读了三遍，从此不复再读错。
在相当长的时期，我仅知“耄耋”二字何义，却怎么也记不住发音。有时就这么想——唉，汉字也太多了，眼熟，不影响用就行了吧！
某次在中国妇女出版社一位编辑的陪同之下出差，机上忍不住请教之。但毕竟记忆力不像小学三年级时了，过耳即忘。空中两小时，所问四五次。发音是记住了，然不明白为什么汉字非用这一词形容八九十岁的老人。是源于汉字的象形呢，还是成词于汉字结构的组意？
三十五六岁后才从诗词中读到“稼穑”一词。
我爱读诗词，除了觉得比自言自语让人看着好些，还有一非常功利之目的——多识生字。没人教我这个只有初三语文程度的作家再学语文了，只有自勉自学了。
一个只有初三语文程度的人，能识多少汉字？不过三千多吧？从前以为，凭了所识三千多汉字，当作家已绰绰有余了吧。不是已当了不少年作家，写了几百万字的小说了嘛！
如今则再也不敢这么以为了。三千多汉字，比经过扫盲的人识的字多不到哪儿去呀。所读书渐多，生词陌字也便时时入眼，简直就不敢不自知浅薄。
望文生义，最是小学生学语文的毛病。因为小学生尚识字不多，见了一半认得一半不认得的字，每蒙着读，猜着理解。这在小学生不失为可爱，毕竟体现着一种学的主动。大抵的，那些字老师以后还会教到，便几乎肯定有纠正错谬的机会。但到了中学高中，倘还有此毛病，则也许渐成习惯。一旦成为习惯，克服起来就不怎么容易了。并且，会有一种特别不正常的自信，仿佛老师竟那么教过，自己也曾那么学过，遂将错谬在头脑之中误认为正确。倘周围有认真之人，自也有机会被纠正；倘并非如此幸运，那么则也许将错谬当正确，错上几年，十几年，乃至二十几年矣……
“悖论”的“悖”字，我读为“勃”音，大约有三年之久。我中学时当然没学过这个字。而且，我觉得，“悖论”一词，似乎是在“文革”结束以后，八十年代初，才在中国的报刊和中国人的话语中被“启用”。也许是因为，中国人终于敢公开地论说悖谬现象了。我是偶尔从北京教育电视台的高中语文辅导节目中知道了“悖”字的正确发音的。
某日我问一位在大学做中文系教授的朋友：我常将“悖论”说成“勃论”，他是否听到过？他回答：在几次座谈会上听到我发言时那么说。又问：何以不纠正？回答：认为你在冷幽默，故意那么说的。再问：别人也像你这么认为的？回答：想必是的吧。要不怎么别人也没纠正过你呢？你一向板着脸发言，谁知你是真错还是假错？……我也不仅在语文基础知识方面浅薄到这种地方，在历史常识方面同样浅薄。记不得在我自己的哪一篇文章中了，我谈到哥白尼坚持“日心说”被宗教势力处以火刑……有读者来信纠正我——被处以火刑的非哥白尼，而是布鲁诺……我不信自己在这一点上居然会错，偷偷翻儿子的历史课本。我对中国历史上王朝更替，皇室权谋，今天你篡位，明天我登基的事件，一点儿也不能产生中国许多男人产生的那种大兴趣。一个时期电视里的清代影视多得使我厌烦，屏幕上一出现黄袍马褂我就脑仁儿疼。但是为了搞清那些令我腻歪的皇老子皇儿皇孙们的关系，我每不惜时间陪母亲看几集，并向母亲请教。老人家倒是能如数家珍一一道来。中国的王朝历史真真可恨至极，它使那么多那么多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包括我母亲这样的“职业家庭妇女”，直接地将“历史”二字就简单地理解为皇族家史了……
一个实际上只有初中三年级文化程度的男人成了作家，就一个男人的人生而言，算是幸事；就作家的职业素质而言，则是不幸吧？起码，是遗憾吧？……写作的过程迫使我不能离开书，要求我不断地读、读、读……读的过程使我得以延续初中三年级以后的语文学习……我是一个大龄语文自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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