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位受伤颇多的作家，所以才说那样激烈的话。鲁迅还说过——跟死神走那一天，“一个也不宽容”。鲁迅的话常使我发冷。我能理解一个人不得不“横着站”时内心里那种感觉。
我基本上同意鲁迅的话。但仅限于相对鲁迅而言。
正如“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一句话，只有出自拿破仑之口才有深意。
我也是被屡屡损伤“牙眼”的人，但早已习惯了。我认为中国的文坛，一向便充满了“江湖气”。人在江湖，不可太娇。何况，我的“牙眼”被损伤过的程度，大抵都在可以忘却的范围。我被袭击了，就像兽那样，躲藏起来，用自己的舌舔自己的伤。如果被小人布设的力紧齿锐的夹子夹住了，我想我会像熊或狼一样啃断自己的爪骨。残了也要好好活着，并且尤要好好写作。好好活着并不等于为了报复活着，不为了报复活着又并不就意味着宽容。
人应该这样——第一不娇。你凭什么就不可以被伤害一次？你有什么特殊的？你是文坛王子或公主吗？第二要吸取教训。即使你是一头熊，也只有四只爪子。如果被夹掉了一只又被夹掉了一只，报复和宽容实际上对你都没区别了。第三，对于小人的伤害伎俩也可以轻蔑置之。鲁迅先生又曾说过——最大的轻蔑，是连目光也不瞥过去。而轻蔑比实行报复好。文坛之上，没有杀父之仇，没有谁推谁孩子下井的故事。轻蔑也就足够了。第四，主张宽容的人有几种。倘矛盾原来可以化解，后果对其中一方并不至于身败名裂，可能还有双方意气用事的成分，则主张宽容的人，定比主张报复的人居心良好。倘一方受着严重的伤害，另一方洋洋得意，有第三者暧昧于公理，暧昧于道义，半点儿正直也没有，只对受着严重伤害的一方尽说宽容——这样的“善良”的人，我也是不与之接近的。我不见得会反其道而蓄谋报复，但却会将他们列在不可做朋友的人一类。
过于自私自利而又毫无正义感可言的男人我不与之交往。
玩世不恭的男作家我不与之交往——我不能容忍男人身上的纨绔习气。玩世不恭加上纨绔放纵，我以为接近着佩戴文人徽章的流氓。
过于追求虚荣而又毫无同情心的女人我不与之交往。
女人而毫无虚荣是女神。女神又是根本没有的。所以我说“过于”。“过于”的女人在中国现在越来越多了。
我不会主动与任何女人交往。
对于男人，我最能原谅的缺点是轻信。
我也不与从没上过当受过骗的男人交往，却不拒绝与洗心革面了的骗子交往。
对于女人，我最能原谅的缺点是无知和懦弱。
四、看了你的《梁晓声自白》，觉得你是一个率真而又常常自省的人，请问在现实生活中，遇到像林黛玉和薛宝钗这样两类不同个性的人，你更偏爱谁，更愿意与谁交往呢？为什么？
我的确常常分析自己。由分析自己而体会别人。就普遍意义而言，人的共性多于个性。在这个地球上，在许多方面，人是从表到里最为相似的“东西”之一种。我分析自己的弱点、缺点，进而尽量地宽厚待人。
在中国，在现实中，有林黛玉那一种“自我中心”的缺点的女人比比皆是；有林黛玉那一种“淡泊功利”的女人凤毛麟角，我没遇见过。
在都市里，我认为也不可能有了。
我恰生活在都市，所以我的视野里没有。
在当代人的眼光里，林黛玉不是女人，是古典少女。少女而古典而美丽而病弱而文学化，即使有多种乖张任性的小缺点，也是不失可爱的。但如果她二十六七岁，甚至更大几岁，那么无论曹氏笔下怎么生花，怎么专情，怎么使出创作的浑身解数，她也不会令人喜爱的。反正我是不会偏爱一个不是少女而是妇女的林黛玉的。与黛玉相比，我倒愿亲和宝钗。她比较有涵养，不小心眼儿，不尖刻，不任性。这样的妇女，在我看来，做人也就有几分难能可贵的大气了。
宝钗颇受指摘的一点无非是——她规劝和鼓励宝玉去求取功名，也就是“服官政”。在封建社会，宝玉那样的贵族之家的公子哥儿，其人生无非三条路——“服官政”，游手好闲地寄生于家族一辈子，出家当和尚。如果说第一种选择就等于“降顺”了封建势力，那么作为一个男人，第二种选择也实在并不光彩到哪儿去。据《红楼梦》所写，他是喜欢第二种活法的。对于一个少年，条件允许，终日扎在丫鬟小姐堆儿里活上几年，倒也是福。但如果岁数大了起来还那样，不过是一个漂亮的薛蟠罢了。在本质上，与贾琏们没什么区别的。
宝玉一向被中国文人们说成是“叛逆”的典型，实在是中国文人们的故意的误导。宝玉身上，寄托着仕途失意的中国封建文人的“情结归宿”。说穿了，是以小儿女情代替士大夫心。嘴上赞着宝玉，骨子里还是想当官的。若当不了官，最好宝玉似的，身边有一大群红颜相陪着打发寂寞。宝玉的生活，是封建旧文人们“服官政”以前的向往，也是服不成官政以后的美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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