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无法看到当日的报纸。各种报送到团里，已是一个星期之后。由团里送到连队，又得三四天之后。到我们手中，还得三四天之后。我们最想及时看到的是《参考消息》和《人民日报》。一得到这两种报，我们都急切地用目光在每版上捕捉，捕捉着哪怕几行字的与中苏关系有关的报道。我们毕竟是处在“前沿阵地”，中苏关系与我们的命运相连。说不定哪一天一颗炮弹就将我们一块儿报销了。我们死也得死个明白。《参考消息》和《人民日报》上经常带有强烈的**味。中苏关系一天比一天恶化。一次又一次的小规模边境冲突事件，积蓄着中苏大战前的舆论硝烟。登在《人民日报》上的不断升级的“抗议”“严重抗议”“最后警告”“最后通牒”，使全中国和全世界都深信不疑——“中苏大战是不可避免的。”
但这一边境地带，我是说将我们七个中国知识青年和一个班苏联士兵隔开的那段“马路”，却始终是宁寂的。仿佛这里因为离北京和莫斯科都很遥远，虽是两国神经末梢相接之处，我们和他们的头脑却都变得对战争信息反应迟钝了。
国境线上发生的冲突，有时公允地想起来，其实质并非都是那么严峻的。我们到这个地方之前，听说中苏双方就发生了一次冲突，几乎诉诸武器：一辆苏军卡车与我们的一辆拖拉机在江面上对行，互不相让，结果撞在一起。我们的驾驶员和他们的驾驶员都受了重伤。对双方来说，这都是一次“合理冲撞”，也都是一次不理智的冲撞。因为冰封后的黑龙江，中心线本不分明，双方却都认为是行驶在绝对意义的本国领土上，避让对方是政治性的屈辱行为……
我当时听说这件事，心想，与其说是“边境冲突”，毋宁说是“国际交通事故”，只要从联合国派来一名“国际交通警察”，许多类似事件就会得到公正处理的。
我觉得自己这想法颇高明，就对伙伴们讲了。伙伴们却不以为然，七嘴八舌地批判我思维荒唐，头脑简单。“联合国要是有国际交通警察，就该也有国际交通岗亭了，亏你想得出来！”“这是政治你懂不懂？就算有国际交通警察，也管不着这一段！”只有班长没加入对我的这场批判。在我低头认罪之后，他拍了我的肩膀一下，说：“你这个想法……可也真是个想法！”我不明白他的话究竟是对我表示支持，还是讽刺。……几天后，我们的一个伙伴回连队修工具，回来时，带了几份《人民日报》。看了报，我们才知道，珍宝岛事件爆发了。班长抢过报，大声给我们读了《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只要苏联当局想打，我们就坚决奉陪到底！……”这句措辞斩钉截铁的话，使我们面面相觑。大家都意识到，我们并非处在“和平净土”上，而确确实实是处在中苏全面大战即将爆发的“前沿阵地”。江对岸是社会帝国主义，是新沙皇，是“亡我之心不死”的、最凶恶的、侵略成性的头号敌人。这种我们在接受战备教育时确信无疑的战争理论，一度被这一边境地带的宁寂溶解了，那一天又被珍宝岛事件的爆发浓缩了。然而黑龙江不是乌苏里江。我们挖沙子的这个地方也不是珍宝岛。这里的宁寂是真实的。但我们从那一天开始，都觉得这里的宁寂是虚假的了。从连里带回《人民日报》的那个伙伴还说，连里的知青都在流传，莫斯科警告北京——他们二十分钟就可以从远东打到北京。北京的回答是——我们十分钟就可以摧毁克里姆林宫。
不知这种说法从何而来，我们听后认为大长中国人的志气，大灭“新沙皇”的威风，完全相信它的可靠性。“光复莫斯科！”“解放彼得堡！”“让克里姆林宫的红星重放光芒！”“将列宁的水晶棺转移到天安门广场！”我们身为红卫兵时，在哈尔滨八区体育场集会高声呼喊过的“反修”口号，从那一天起，又在我们每个人心头荡起了激昂的回声。“反修战士”的豪情壮志，从那一天起，又在我们每个人的血管里沸腾奔突！“你们说，**子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亡我之心’呢？”一个伙伴郑重地向大家发问。大家一起瞧着他，都觉得他郑重得一副傻相。“这算什么问题？一边待着去！”“你小子好像对这一点还有怀疑？”大家纷纷训斥他。他连忙辩白：“没有，没有，我没那个意思！”伙伴中有一个名叫张文歧的，不知从哪儿搞到一册“战备教材”——《闪电战术实例分析》，闲着就看，自认为是“中苏问题”学者兼“现代战争研究专家”。他俨然以战备思想教员的口吻说：“从他们成了‘社会帝国主义’那一天，就有了‘亡我之心’！明白吗？”“明白了，明白了。”被训斥的伙伴诺诺连声。“别卖狗皮膏药！”班长狠狠瞪了张文歧一眼，又瞧着那个被训斥的伙伴说：“你这个问题……还真是个问题！”……一场自发的战备教育就此罢休。从那一天起，江对岸的几个苏联边防士兵，成了我们眼所能见的最具体的敌人。大家怂恿班长，要求连里发给我们武器。免得战争一旦在这里发生，我们赤手空拳，全作无谓牺牲。班长却说：“该发武器的时候必然会发给我们武器的。既然现在还不发给我们武器，那就意味着，我们的任务仍是挖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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