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六十多岁的男人，头发剪得极短。剪得极短的头发，全白了。长得很瘦，瘦得形销骨立，但精神矍铄。他穿一套灰中山装，尽管已是七月暑天了，领钩却扣着。黑布鞋，白袜子，是个朴素之中透着尊严的气宇轩昂的瘦男人。
两个女人先下车。穿藕荷色旗袍的女人挽着穿玄紫色旗袍的女人。她们像那个高傲的少女似的，仿佛对街两旁的观望者们视而不见。几乎没停顿地便往院子里走。六十多岁的全白了头发的瘦男人后下车，跟随着她们。观望者们使他困惑。也使他不自在。走了几步，忽然觉着不对人们有所表示，说几句什么，是很不得体似的，迟豫地站住，转身向街道左边的人们恭恭敬敬地鞠了一个九十度的大躬。
“街坊邻里们，”如同江湖义士，他一抱拳，不卑不亢地说，“今后，我们就在此住上了！欢迎诸位来舍下做客。街道上有什么应尽的居民责任或义务，倘我们一时意识不到，不够自觉，希望大家给予提醒、督促、批评。我们保证会虚心接受，坚决改正的……”
虽然他的话说得很庄重，虽然他的表情看去很诚恳。但是他那种抱拳的姿势，和他整个人很不对劲儿。很别扭。
人们却都没笑，也许都不忍笑他。六十多岁了，头发全白了，话又说得那么庄重，表情看去又那么诚恳，何况我们那条街上住的都是些本性善良的老百姓，怎忍心笑他呢？
跑前跑后的孩子们停止了骚动；端着饭碗的男人们停止了咀嚼；交头接耳的女人们停止了窃窃私议；评头论足的老太太们停止了指指点点。所有大人和孩子已看出他们是一户不寻常的人家，而他是一位身份和地位不寻常的人物。大家都显出在注意倾听的样子，认为是一位不寻常的人物“发表”讲话。
人们的静默使他不知所措。
“就这样吧！我的意思是……千万别把我们当成……当成一户特殊的人家……其实……其实……”
他语无伦次。他想再说什么，却又不知应该继续说些什么好。那一时刻，他仿佛是一名在课堂上自己举手争得了发言机会的小学生，而一旦被老师叫起来，其实又并没有回答问题的必要的思考和精神准备，显得很尴尬。
这时两辆小汽车开走了。
两个女人一听他开口说话，同时站住了，放下彼此挽着的手臂，一齐转过身，站在院子里听。听他自己将自己弄到语无伦次的境地，穿藕荷色旗袍的女人急急走回来，走到他身边，挽住他的手臂，迫使他跟随她走入院子。她的目光，始终不看人们，看他一人，如同在她眼中，只有他一人存在。穿玄紫色旗袍的女人，将院门掩上了。并且支了顶门杠。他在院子里频频向人们回头，脸上歉意地、无可奈何地、企望获得宽宥地笑着。
晚上，那葳蕤的院子，在旷久的昼凄夜森之后，终于有了灯光。灯光虽被树影遮蔽，仍隐约可见。那一排神父们住过的房顶上高高的砖砌的烟囱，冒烟了。
纳凉的、爱扯闲话的男人和女人们，聚在街对面路灯下，望着院子，继续对那一户人家作种种猜测、判断、评论。这条街很久没发生一件值得人们聚在一起说说的事儿了。老百姓总是希望隔些日子便有一件值得他们说说的事儿发生的。那一户人家在好几天内一直成为人们的话题。而好几天内，竟没有谁见到那一户人家的大人或孩子走出深广的院子，甚至也没有谁发现他们在院子里活动过。这应更值得成为话题了。
一天，母亲吩咐我到小杂货铺子去买火柴。我刚一走进，立刻退出。呆站门外，没勇气再走进。因为那时铺子里只有一个人买东西。因为那个人就是那一位骄傲的公主！她还穿着粉红色的“布拉基”。她发上还别着那枚白发卡。我一眼看到的只是她的背影。但我肯定是她！除了她，我们这条街上，哪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儿，会有那么美丽的背影呢？她们站立着的时候，不是偏着头，就是曲着一条腿，将鞋跟儿踮起。而她，站立得笔直，笔直得接近标准的立正姿势。从背后看尤其显得那样。如果她穿的不是“布拉基”，是军服，从背后看简直是一位时时刻刻不忘军容的女军官、专门操练女兵们的女军官。她怎么会是这样的呢？难道她从小在军营长大的吗？难道她从几岁起就开始接受严格的军体操练了吗？
我感到她使我敬畏。此前我从未对我们那条街的任何一位比我年龄大的少女产生过哪怕稍微一点儿的敬畏心理。我和男孩子们，经常学她们爸爸或者妈妈的腔调，在她们背后喊她们的小名。或者，搞些恶作剧，将一段像毛虫的草莓扔在她们身上；将带刺儿的草籽揉进她们的头发，使她们吓得尖叫气得跺着脚骂我们，这是我们最开心的事。不知为什么，我觉得我对她永远不敢。永远。我觉得她吸引我，犹如一朵芳香奇异的花，吸引住了一只小蜜蜂。我渴望接近她，渴望引起她的注意，渴望获得她对我的好感，从而喜欢我。这一种渴望怂恿我，对我说一切都是可能的，我抗拒不了它。我因此而羞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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