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世，当教育理论已经趋于完善和成熟的时候，一些有识之士就知道，要改变一个性格是非常难的，难到比杀了他还难。所以，遇到傻逼的时候，千万别试图去改变他，尽你最大的可能，远离他。
不过，改变一个人不可能，但说到慢慢扭转一些人的所作所为，只要方法得当，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很可惜的是，汉代远没有这样的认识。在那套儒家体系里，皇帝就应该是亲小人、远贤臣……不，是亲贤臣、远小人，一碗水端平，以天下为己任，要吃的比猪差，干得比牛多的。
可那皇帝要不是这样子，该怎么办？
凉拌呗。
没有聪明人来扭转，又在尚古的大环境中，那些群臣就只能搬出圣人典论，告诉皇帝你不能这样，你该那样……有些刚烈的臣子，就还抱着柱子威胁皇帝，你不听我的话，我就撞死给你看。然后，他真撞死了，天下人还给他一个‘刚臣’的美名。
这种状况在司马健看来，是很可悲的一件事。因为，对于刘宏来说，那些士大夫大臣与其说是劝诫，不如说是道德绑架一样。他本来就不是那样的人，你非要让母猪上树，这不是强猪所难吗？
道德绑架在某种程度来讲，其实比缺德更可怕。
所以，司马健半点都不说刘宏的不对，反而不停点头赞同刘宏道：“陛下，您说的太对了。您为大汉日理万机、劳心劳力，享乐一下又怎么了？真正有为的帝皇，哪个不是垂拱而治、天下宴平的？相反，那些累得跟狗一样的皇帝，才是没有本事儿的人。”
这话一落，刘宏的表情登时就仿佛找到了亲人，那热情和感动，让司马健依稀看到流浪狗终于找到了家……
“不过呢，在下觉得，陛下您这样卖官鬻爵，也不是长久之策。”有了这口鸡汤垫底后，司马健就该转折了：“您想想，您这样卖官，那些没钱的官员分期付款上任后，可不要拼着老命去捞钱来填补亏空？这些钱从哪里来，还不是从老百姓身上吮血抽膏？老百姓活不下去了，自然就会听信张角那套邪说，揭竿而起。换句话说，您这是被那些官员给坑了啊！”
话说到这里，司马健以为刘宏就该问自己的高策了。可想不到，刘宏却诡异地一笑，说了一句让司马健毛骨悚然的话：“朕才不是那等无脑之人，那些逼得百姓造反之人，朕只需一刀斩讫，借用他的人头平息民愤，又可将他家产尽数收入囊中，如此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说到那些泥腿子造反，他们乌合之众，又岂能成事？不过多杀些人罢了，我大汉什么都缺，但最不缺的，就是人。”
听了这话，司马健再看向刘宏的眼神儿，就变得有些恐惧了。他不是害怕刘宏这个人，也不怕刘宏说杀几个大臣那等荒诞的做法，而是惧怕刘宏那种想当然杀戮数万、几十万百姓的思维模式。
一个人掌权者，在没有权力限制的状况下，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历史上的惨剧基本上就是由掌权者脑筋掉链子的时候制造的。一个普通百姓的粗野无知可以导致家庭惨案，一个至高无上掌权者的想当然，导致的便是天下悲剧。
刘宏显然就属于这种没脑子的家伙。可问题是，这怪得了他吗？他就是一个河间的落魄王侯，虽然比刘备织席贩履要强一些，但思想境界其实还远比不了后来拜在卢植门下学习的刘备。他这样想当然，看起来又是那么理所应当。
的确，中国五千年历史说起来源远流长，其中也不乏流传后世的典故事迹。但可惜，更多的还是对生命的漠视和惨无人道的杀戮，在君主专制的时代，当权者认识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民众威力，却是一直到了唐朝李世民那时候。
不要说什么春秋战国的孔孟早就意识到了，但问题是他们意识到不代表当权者听进去了。
很是冷静了一会儿，司马健才缓过神儿来，看着汉灵帝那洋洋得意的脸，他也忍不住就想胖揍一顿这蠢猪。幸好，他还记得自己的身份，也意识到自己此刻肩上承受的责任，闭了闭眼后，才艰难地换上了一副笑容，开口说道：“陛下，你这想法就与您的初衷相悖了。您喜欢钱，可您却不知道，这钱、这财富从何而来。”
“哦？……愿听先生高论。”一说到刘宏最在意的钱，他自然上钩儿。
“春播、夏耕、秋收、冬藏，我们农耕民族，就算开垦遍天下的土地，又能种出多少粮食？一块地养一方人，人多了，粮食就吃完了，自然也不会有财富诞生出来。由此，陛下才会认为，杀些人不是什么问题。”
“可是，粮食并不代表财富。钱财是因为粮食多了，我们的需求多了，才会应运而生。在生产力……嗯，在农耕技术没有突破的条件下，财富要想增长，就需要调动百姓的活力才行。”
“所以，我们就需要有人种地、有人盖房子、有人织布、有人捕鱼……这样生产的东西多了，商业……嗯，交换流通就多了起来，财富也就增长出来了。而这一切，最离不开的就是人。因为人少了，他们想着就是如何先填饱自己的肚子，而不会饿着肚子去干其他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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