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你知道，当自信只能通过夜晚来回味，自信便是一个脱壳的金蚕，只剩下一个空空的梦幻。一经醒来，原形毕露，自信便不复存在。
在没有自信的日子里，有一种东西仿佛病毒一样浸入了我的肌体，它让我对我的出身开始不满，让我对我的性格开始不满。我常常想，如果我奶奶的弟弟不是“国民党战犯”，如果我的二大爷不是“国民党兵”，如果我的父亲不是经商的，没有被打成“投机倒把”分子，如果我的四叔、五叔不是因为跟“国民党战犯”的舅舅通信最后被打成“反革命”，我何至于陷入如今这样对一捆稻草的欲望之中？我常常想，如果不是很小就受到奶奶封建家长式的管教，要我们凡事必须为别人着想，如果我的身上不是延续了母亲性格中的懦弱和忍耐，能够像王凤清和王宝珍那样随时都可以为生活中的不公大骂出口，我何至于被稻草折磨成这样？
病毒在我体内流动的结果是，使我对掌管着分草权力的草老大生出憎恨，这是可想而知的局面。我常想，他为什么不能公平待人？我不但恨他，还恨迟玉梅，她为什么要跟草老大有那么一腿？
对于权力的憎恨，就这样始于我的稻草时代。它使我认为，凡是权力，都是不公的，凡是权力，都是可以插一腿的。但我的憎恨是不彻底的，我是说，我在憎恨握有分草权力的草老大的时候，常常想，有一天，要是我也有了分草的权力，我也像他那样，想分给谁就分给谁，不管分给谁，就是不分给迟玉梅。
事实证明，对权力的崇尚也始于我的稻草时代，它由憎恨开始，或者说打着憎恨的幌子，如同大帽子底下开小差儿，是所谓恨极生爱，或爱极生恨，是剪不断理还乱的。但我想我是无辜的，这是现实对我的启蒙。现实发掘了我身上的弱点，那正是人性的弱点。
不管憎恨还是崇尚，它们只在我的思想里、情感里，它们只是我身体里的现实，在这样一个身体里的现实外面还有一个现实，那就是稻草，一捆叶子茂密、身体柔软的稻草。它们看上去细而又细，小而又小，而实际上却无比强大，它强大得和草包铺外边的天地融为一体。夏天，当闷热从空洞的窗户鱼贯而入时，它发酵它们，使它们变成凄风苦雨；冬天，当寒冷随草包片子挡着的窗户冲撞而来时，它加猛它们，使它们变成冷却人心的片片冰霜。
在我心里、身外都透骨地寒冷的时候，一双友情之手再一次向我伸来。它不是王凤清的，而是王宝珍的。王凤清常有对草老大的污骂，但对我已经不起作用，那样的安慰多了，只能增加我耳膜的厚度，使耳膜起一层老茧。因为那样的语言，说到底不是润滑剂，而是钢筋木塞。王宝珍给我的友情是温软的、温和的，她也会骂人，但她不会从中找到成就感，原因很简单，她是跟在县城工作的父亲下放到农村的，她心里装着比草包铺大一百倍的县城。回不到县城，她哪里会有成就感？骂人，只不过是她对现实的抗争和反抗。我是说，她心里装的从来就不是草包铺，而是外面的世界，这和我简直是一拍即合，和我曾经的远大理想一拍即合！
记不住是在什么时间和什么场合拍到一起的，反正，我们真的就拍到一起了。我们谈到我们的理想，我们的理想是每天换上工作服，在一声铃响之后走进工厂大院，然后跟闪着机油光的机床在一起。草包铺算什么？只不过是一个暂时的停靠站，就像一只船停在了避风港。避风港而已。她这么跟我说，是回乡之后第一个跟我说这种话的人。她说此话，也许搭救的只是她自己，她用幻想来搭救自己。可是那话一经传到我的耳边，真正搭救的却是我。是她把我的目光从稻草上移开，引向窗外，引向遥远的天边，让我拥有了向远看的眼界。那个远处，本就在草包铺外边，可是你若去看，用不着通过窗口，那个远处，无须用眼睛，事实上，它就在心灵的前边，只须用心灵抵达。也就是说，当我坚信，总会有那么一天，我会离开这里，到遥远的外边去实现自己远大的理想，眼前的一捆稻草真的就不觉得算什么了。它算得了什么？它哪里是什么理想！
心灵的道路需要用心灵浇铸，如同我跟王宝珍之间的友谊。我们用心灵浇铸了友谊，如同我们用心灵浇铸了前方的道路。此时，我与王宝珍之间的友谊，完全超过了我和王凤清的，也超过了她跟王凤清的。因为王宝珍的纺绳机在我的后边，我的目光常常要跳离纺绳车，回过头来。我们细小的声音常常从巨大的机器声中跳将出来，飞进彼此的耳朵。当我们用心灵探望前方的道路时，两颗心自觉不自觉地就印在了一起，叠在了一起，压在了一起。到后来，她居然会把分来的好稻草与我合用，一人一半，每天如此，完全一副有福共享、有难共当的派头。
原本，我用虚幻的理想抵御了现实的痛苦，却想不到，当虚幻的理想缔结了我跟一个人的友谊，它居然会化成一捆实实在在的好稻草，从而解决我实实在在的问题，这太让我意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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