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稻草时代
从我家房后屋檐下的小道一直往西走，越过二娘家，越过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就是草包铺了。草包铺，顾名思义，织草包的铺子，是当时生产队的副业。草包铺和我们家属一排房子，只不过中间隔了二娘家和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只不过二娘家和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之间，又隔了一条胡同，区别了集体和个人。其实当生产队这个集体里诞生了织草包这种副业，那个用来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地方就已经不叫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了，而叫生产队。也就是说，当举国上下纷纷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生产建设为中心”，生产队也便成了纯粹的权力中心。当然，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也是权力中心，我是说，当生产队这个集体不再天天学习毛泽东思想，变成了纯粹的搞生产建设的权力中心，草包铺便成了中国最小的权力中心的附属品。
说生产队是权力的附属品，并不是说它的诞生是由生产队这个权力集体操纵的，也不是指它们同在一个院子里，而是说在草包铺纺织的人，除了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子女，都与权力有着亲缘的瓜葛。
在我十七岁那年辍学回乡的时候，因为出身不好，又没有亲戚在生产队，使我对草包铺里的劳动充满了向往，这向往充斥着我的白天和夜晚。白天，每从房后屋檐下的小道经过，我都要在草包铺窗外驻足探望。隔着窗户，我看见那里的机器排成两排，一排是纺绳机，一排是织包机。纺绳机转动起来，仿佛纸做的风轮转在风中，织包机来回穿梭的样子，仿佛一只小鸟啄着稻草衔来衔去，真正是一派热闹景象。因为草包铺常常加班，夜晚，吃罢晚饭，我就站到自家的院子里，倾听那里发出的悦耳的声音，吱吱扭扭，咔嚓咔嚓，那声音本是白天里就有的，但因为白天更多地享用了眼睛看到的场景和画面，而忽视了声音。那纺织的声音，飘荡在夜晚的空中，便有了格外的韵致，是既近又远的。近时，仿佛一只庞大的乐队就在现实的身边，远时，乐队不复存在，仅仅是遥远而悠扬的旋律弥漫在云端。而无论是近还是远，都是一个诱饵，诱惑着你的欲望由现实出发，向着虚幻飞翔。尤其，当夜里九点多钟，草包铺下班了，机器的声音让位给女人们的声音，女人们叽叽嘎嘎的声音在夜空中飘荡，穿破我的耳膜，那个草包铺里的世界，在我心里，简直如同人间的天堂。
事实上，我对草包铺那份活路的向往，是对女人世界的向往。那时候不叫女人，而叫妇女。那时候我对妇女这样的叫法十分反感，觉得称得上妇女，就与男人有关系了，而与男人有了关系，也就不洁了，不纯了。我向往的世界，并不是向往长大成妇女，恰恰相反，是向往回到学生时代女生们在一起的纯洁友情，向往再次回到女学生那样有着贴心贴肺友情的集体。我是说，当我不幸辍学，被出身和权力抛到草包铺外边的大田，与整天说着粗话的男人们一起搬着沉重的泥土、流淌着轻佻的汗水，就觉得终日待在屋子里打发时光的草包铺，就是单纯、纯洁的女生们彼此贴心贴肺的学堂。
进入草包铺，还是辍学半年之后的事情。当水利被说成是农业的根本命脉，草包自然就成了水利的根本命脉。没有草包来装沙粒、石子，哪里修得了水库，而没有水库，哪里谈得上水利。我是说，当上边任务催得太紧，十几人纺织远远完不成任务，我便不得不被织草包这个职业“一网打尽”。
我曾在一篇文章里写过，一个人在遥想一个世界时，因为投注了更多的设想和想象，你是无法把握你与这个世界的关系的，你只有走进这个世界，与这个世界有了实质的接触，才能把握你与这个世界的真实关系。事实上，我与草包铺的关系，与想象中的模样毫无关系，那只是我与纺绳机的关系、与稻草的关系、与王凤清王宝珍的关系、与掌管分草权力的草老大的关系。
我被分配的活路是纺绳，是草包得以成为草包的初级阶段。绳如同织布中的线，织布中的线并不是与生俱来的，需要用棉花纺，而用来织草包的绳则是用稻草纺出来的。在纺绳这项劳动中，机器很重要，没有机器，绳无以成为绳，可是每人一台机器，分给你，已不可更改，稻草就变得格外重要了，没有好稻草，也是根本纺不出好绳的。
这就是我的稻草时代的开始。我认识到我与稻草之间关系的重要，认识到稻草的重要。那是一个下午，也是我进草包铺的第一个下午，草老大站在门口，大声喊：分草啦——草包铺的女人们于是端了马蜂窝一样，嗡的一声倾巢出动。草老大原名刘吉忱，是草包铺的头儿，也是生产队这个权力中心的一员。女人们是疯了一样向大墙外的草垛跑去的。事实上跑与不跑，与分到什么样的草毫无关系，因为在你去之前，一堆一堆稻草早已按草老大个人的意志分好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序号，不可更改。但是因为草的好与不好，与纺织的速度和质量关系太大了，女人们太渴望看到自己的运气了，疯跑便成了分草时每日必有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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