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就知道他对家的想念，在他那里，家是个复杂的所在，它既是国土，又是沈阳的母亲姐妹，又是出生地的乡村、小镇。我二〇〇五年随一个采访团去加拿大，走了好几个城市，就是没去蒙特利尔，夜里跟他通话，说在多伦多，明天一早离开，他激动得语无伦次，“大姐，你，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啊，你还是咱家来加拿大的第一个人呢，早告诉我就飞过去看你了，我太想家里人了啊。”那次电话，堂弟和我唠了整整四个小时，说他为什么出国，出国后经历了哪些磨难。沾市长舅哥的光，出国前他的生活太安逸了，除了偶尔出趟国，大多时间都是在机关里喝茶水看报纸，节假日，家里围着一圈姐妹打麻将，外面围着一圈狐朋狗友喝大酒，一天天重复，他早早就看到了人生尽头。他不想纠缠在世俗的关系里，不想早早就看到人生尽头，就在舅哥帮助下踏出国门。可是在大西洋最西边的城市纽芬兰挣扎五年，奋斗成如今蒙特利尔市政厅的一名职员，成为移民中少有的幸运者，老婆孩子都接过去了，他的人生居然又看到了尽头。他一辈子倒是不会纠缠在世俗的关系里了，可恰恰如此，让他恐惧又忧伤。他说一到周末没事，就开车拉着全家去城郊，坐在野外望着遥远的西方。那时，他无比的惶惑，问自己为什么要来这里，他挖空心思建立跟这里的关系，到头来却发现和自己有深切关系的只有大洋彼岸的亲人、家，无法让他们分享自己的一切，人生的意义究竟在哪里？
意义似乎只在摄像机拍下的内容里，坐下没一会儿，他就把压好的碟放进影碟机，播给大家看。孩子上学的学校，家里新买的房子，他上班的市政厅，乡村一样被树林包围的城市，童话传说一样的尖顶教堂。这一切一点都不新鲜，在电影电视里都能看到，唯一新鲜的就是偶尔的，堂弟的媳妇在镜头里出现，还有他的孩子，他们在冲家人说：“过年好！”
这两个人，对于我们，都是陌生的，堂弟结婚后从没往家领过，要不是他说他们是他的妻儿，你根本不觉得他们与你有什么关系，尤其他的媳妇。就连堂弟也说：“她和咱农村人不一样，没有家族意识，她从来不知道家族意味着什么。”那意思好像在说，她冲大家问好，都是他逼的。
对国外的一切，最有感觉的，就是大哥了。他天天看世界新闻，蒙特利尔这个城市并不陌生，由于堂弟在那里，有时还特意关注来自那里的消息，于是不时发言，一会儿冲远见说：“你小叔就比你大一岁，你到现在还没有独撑门面。”一会儿冲他正捣乱的孙子说：“快看看，那里有世界一流的大学，你将来要是能上那儿念书，爷爷可就烧高香了。”
说起来，大哥和堂弟还真太像了，都不安于现状，都一门心思征服世界，只不过堂弟摊了一个好舅哥，有一个奋斗的阶梯，大哥没有好舅哥却是别人的好舅哥，是别人的阶梯，于是命运就有了巨大的反差，堂弟从此远离家族、国家，孤军奋战在地球的那一边，大哥一直在家族人群的包围当中，领袖一样独霸一方。
没一会儿，大哥就把二哥三哥都找来了。要不是我们被半道叫走，和三哥早在大哥家里吃上饭了——宿命的东西无时不在，大到一个人的一生，小到一顿饭。然而，在大嫂宿命般逃不过一顿饭的忙碌时，我和大庆竟然宿命般被撇在饭桌外面。我们的宿命，都因为二哥来了。听说堂弟回来，二哥毫不迟疑就来了，见二哥来，大哥像丢失已久的宝物失而复得，立即把注意力调到二哥那里，在把餐桌上重要位置让给二哥的同时，只例行公事似的冲我和大庆说：“再上来吃点？”
大哥以为我们吃了，我们也只有说自己吃了。我们说自己吃了，当然也因为饭桌太挤，因为大庆要现场拍摄。和大庆失望地被排除在饭桌外边时，我只有从大嫂的糖盒里抓一把糖塞到大庆衣兜。
二哥精神头和一早大不一样，一张苦抽着的脸有了笑纹不说，曾经的情绪也不见了，和堂弟说话气量非常足，“远程早就跟俺说你正月回来，但没想会这么早。”说罢，把堂弟推远，梗着脖子盯住他，“哈，外国佬，和守在家门口的人就是不一样。”
堂弟立即想起什么似的，“对啊，远程在网上跟我联系，说去了西部，说大男人志在四方，要向我学习。到底怎么回事？”
“就是想到外面锻炼锻炼呗，锻炼好了，不就像你一样，给咱申家争气了嘛！咱申家下一辈儿，还没有一个离开家门的呢。”这时，二哥赶紧打开手机，拨号后交给堂弟说：“通了，是远程，你跟他说。”堂弟懵懵懂懂接过电话，“喂，远程，啊，我是你小叔。你好好干，听你爸说你挺好的，好好干。”
在堂弟面前不避讳谈远程，我立即捕捉到二哥的用意，也捕捉到他为什么精神抖擞。他不想做大哥的影子，原来有一个远程在暗中支持，而那个远程，一个人在外孤独无援时，把他加拿大的堂叔当成了榜样，把一个遥远的本来扯不上的关系扯上了。可大哥对此还是怀疑，“能行吗？可不是那么容易，比不得安征，人家有个好舅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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