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珍惜这得来不易的自由，我直奔三黄叔家。我再也不用穿包米地了，大摇大摆走上田边小道。找三黄叔，是蓄谋已久的想法，我断定他会知道更多的有关“燕子”老人的事情，他是歇马山庄民间的良心，他一辈子在这里走门串户，掀开他内心的任何一角都一定是一个浩瀚的世界。几天前去他那里，我尚不知道“燕子”老人是谁，所以关于她家的一切，一点也没有谈起过。
见到三黄叔是在他家院墙外的葱地里，他正在那里给葱培土。三黄叔已经七十多岁了，腰有些佝偻，脸上长满老人斑，可是耳不聋眼不花，记忆力奇好，一看到我就认出来：“来啦，作家！”
三黄叔被人找惯了，接待了太多外面的人，见到谁都像见家里人一样正常。所以他根本不问我是不是找他，找他干什么，认出是我立即直起身子，搓了搓手，从葱地走出来，把我领到家里去。
没有桂英在场的乡村世界是辽阔的，这是我跟三黄叔单独坐在一起的重要体会。跟他在一起，什么都不必说，你就觉得眼前的村庄和村庄里的人事都在了远处，在了深处。比如你坐下来，目光随他吐出来的烟雾一圈圈升上半空，你觉得那里边有着不尽的思绪，因为他的一对小眼睛一直追逐着烟圈，那烟圈升到半空消失了，他的眼光却穿过风门，去了院子外面的远方，泊在远方某个看不见边界的地方。我是说，和三黄叔在一起，还不等说话，你对歇马山庄这个乡村世界就获得了客观的眼光，就像站在高处往下看，站在前边往后看。这和跟桂英在一起完全不同。桂英喋喋不休的表达，急于发表个人看法的急切，都让你觉得你就在局内，能给你感情带来震动倒是真的，可你往往看不到事物的全貌，如同身在庐山不识庐山真面目。
三黄叔说话是在吐出的三个烟圈全部消失之后。他看着远处，吧嗒了两下乌黑的嘴唇，慢条斯理地说：“要说，咱歇马山庄还是出了一些人，清朝时，就出过一个画家，叫延续生。他八岁画竹，十三岁进庙里当了和尚，后来每年都到南方画竹子，后来成了名人，还带出十几个徒弟。”
三黄叔说的是歇马山庄的现实，但那是久远的现实，他的意思是，想了解歇马山庄，得从久远的过去说起。可是这一切似乎与我关系不大。
三黄叔接着说：“要说，咱歇马山庄不是一个一般的地方，出过读书人，是腰岭村的，叫孙允，是被爹妈撵走的。他爹妈有病，家里揭不开锅，要说根本走不开，可是他爹妈偏撵他走，借谷糠为他蒸一袋饼子，让他到燕京赶考。结果他那边考上状元，他爹妈这边就死了。过后，当儿子的回来给他爹妈修了一座三进三出的坟地，‘文革’时给毁掉了。咱歇马山庄，也出过贤良媳妇，是下河口的，结婚两年男人就死了，可是一辈子没改嫁，侍候公婆一直到老，结果公婆都活着，她操心劳神先走了。山庄人为了纪念她，为她立过牌坊，这牌坊就在水库当央，淹在水里三十多年了……嗐，这都是歇马山庄的过去，现在，现在不行了，大学考不出几个，好婆婆，没有，好媳妇，更是打着灯笼找不着。”
三黄叔虽说的是久远的现实，但都是为了与眼下的现实参照和比较，他的意思是，歇马山庄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这一点我几天走访，已经深有感触，没一家婆婆不在讲媳妇，没一家媳妇不在骂婆婆。可是我不关心这些，我最关心的，是那一对母子。然而，当我真正把“燕子”老人和她的儿子说出来，三黄叔毫无反应。他坐在条凳上，眼睛虚睨着吐出去的烟圈，好一会儿，又转移开来，让它们穿过风门，移到门外遥远的空中。他目光木讷、迟缓的样子，好像我说的人家并不存在。
“就是那个瘫在炕上五六年了的老金家老太，说是没瘫前天天坐在门口望，问她望什么，她就说望燕子。”为了让他想起，我进一步提醒。
三黄叔仍然看着远方，但他长长地嘘了一口气，之后他掐灭手里的烟，掏出一个装烟丝的烟袋，在那里翻过来翻过去，仿佛那一对母子装在他的烟袋里，需要从头翻找。翻了一会儿，他捏住一捏烟丝，缓慢地说：“闺女，俺怎么能不知道，俺就是不爱提！问一问，歇马山庄谁还爱提她！要是说那孙允娘儿俩是歇马山庄的样板，这户人家，就是咱歇马山庄的败类。”
尽管，我喜欢三黄叔这远距离看现实的角度，喜欢这因远距离而产生的辽阔的效果，但拿村里久远的传统来给“燕子”老人定位，我还是没有想到。尤其他把“燕子”老人说成败类。说心里话，这不是我希望听到的，这至少证明桂英的讲述是正确的，只不过他们用了不一样的词而已。要知道，“败类”远比“精神病”更恶毒。三黄叔用了这样恶毒的词，又完全是站在了历史的高度，完全是客观的心态，这很要命。当然，最关键的是，因为提起了“燕子”老人，三黄叔站起来，离开条凳，走到院子，去呸呸地吐了好几口，仿佛我让三黄叔接近了一堆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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