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阿哥闭门思过，永琪院里立刻知道了，因为两家相邻。永琪要赫朱嘱咐了所有人，上至格格，下至太监宫女，一律不得谈论和打听此事。他自己自然知道是因为程颢的事，但并不知道细节和内幕，也不问。
赫朱觉得永琪对她很客气，但从不和她说什么，除了福晋应该做的事，比如嘱咐众人等。永琪白天都不在家，夜里还是大多宿在依博尔处，其他时间宿在胡嘉佳处，她觉得自己这个福晋就是一个摆设，心里十分委屈，没想到格格们比她先来，自己形同下堂妇，但也无可奈何。她按规矩常去太后，容妃和庆妃处问安，她们都对她温言细语。但五阿哥冷落自己的事，她无法和任何人说，她们都是皇家的人，是永琪的祖母和母妃。尤其西林觉罗家现在是朝廷的罪臣。
赫朱身子本弱，又是一个心细的姑娘，因心情不畅，身体越发不好起来，皇帝从科尔沁回来后，庆妃叫了太医来看，可太医也说不出她到底有什么病，只给她配了丸药，叫她好生将养。永琪晚间都会到她房里来问候，但她自然也不能和永琪说什么，夫妇二人几乎没什么话可说，只是礼貌周全。依博尔和胡嘉佳见她经常卧病，都十分奇怪，但因赫朱从来没有表露过嫉妒她二人，所以她们俩也不知道。庆妃并未将此事告诉太后和皇帝，但告诉了容妃，说自己觉得她就是身子弱。
容妃听说，又找永琪来问了问，永琪也说她本来身体就弱，在家里就在喝药，她于是也没在意，只在赫朱向她请安时常常关心她，要她好好养病，赫朱都一一答应了，她也没看出来，赫朱有什么心事，更不会告诉皇帝，因皇帝正为了四阿哥的事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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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都御史】我国谏官制度的起源非常久远，就是我们常说的言官。在商汤时期，已经设有专门的“司过之士”。《吕氏春秋》中有一段记载：“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汤有司过之士，武王有戒慎之鼗，犹恐不能自知，今贤非尧、舜、汤、武也，而有掩蔽之道，奚繇自知哉？”所谓“司过”，即负责纠察过错，联系这句话的下文来看，纠察的主要对象还是君主，而非群臣。古代贤明的君主，知道但凡是人，就不可能完全避免犯错，即便是一国之君也不例外，所以需要有人来提醒和规劝自己的过错。“司过之士”，是古代谏官的雏形，自秦汉以后，才逐渐形成正式的谏官制度，设置专门的机构和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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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汉直到元朝，御史台一直是主要的中央监察机构。到清朝时，谏官制度已经发展得非常完备。都察院作为明朝监察机构首次出现，左都御史和右都御史也就随之产生。直到明万历皇帝后，随着监察权力的加强，最后基本上全都归于到了左都御史此一官之上。清朝左都御史仍是都察院主官，且是最高监察长官，左副都御史协理左都御史。清初左都御史满汉各一人，满员为一品，汉员为二品。至雍正年间都定为从一品。而清朝右都御史和右副都御史只是兼职，所以数量并不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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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谏官是个比较得罪人的差事，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都察院的监察作用，清廷还采取了以下措施，来保障科道官充分履行其职权。第一是言者无罪权。谏官之所以会存在，是因为人无法完全避免犯错，而谏官也是人，也会有说错话的时候，如果因为说错话而被处罚，结果必然是劣币驱逐良币。真正直言敢谏的言官被淘汰，余下一帮溜须拍马的逢迎之徒，那么监察机构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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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风闻言事权。《清史稿·职官志》记载：“（清）初沿明制，设都察院。天聪十年，……定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监察御史许风闻言事。给事中同。”所谓的“风闻言事”，就是允许谏官在没有掌握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凭道听途说，就可以上奏纠参。无论是什么小道消息、街头巷闻、花边八卦，如果谏官本人认为有必要奏达天听，都可以大胆进言，即便最终证明传闻不实，谏官也不应为此受到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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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制度极大地扩充了言官的监察能力。虽然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存在部分官员滥用风闻言事权，挟私打击政治对手的情况，但若无这一制度保障，言路必将受到阻遏，官场的许多阴暗面，也失去了曝白于日光之下的机会。另外，古代官员想要升迁，最关键的是要得到皇帝的赏识。对京中那些品秩比较低的科道官而言，平常基本没有觐见皇帝的资格，那么上奏言事，就是一个很好的向皇帝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这也鼓励谏官多写奏折，多向朝廷揭发官场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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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宏恩和吴拜是乾隆二十二年时的左都御史。赵宏恩于乾隆二十一年由工部尚书调左都御史。设定吴拜为鄂尔泰门生为小说杜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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