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板着脸克制着波动不止的情绪，爱答不理地说：“咱们既然已经推断张树海和李光明有可能是为了那批红货而消失的，我想接下来应该去趟位于小西天的地下要塞，你觉得呢？”
老印摇头道：“现在还不是时候。咱们应该转变思路，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我觉得秦队长对于事情的理解非常透彻，这一点你要懂得融会贯通。查出我老婆自杀的死因固然是最终的目标，但是隐藏在火麟食盒里的秘密更为关键。通过阅读卷宗，已经可以确信盒子里的东西事关重大，否则段飞不会冒死把它交给冯健和郝班长，而向来极其自负的叶西岭也不会为了它煞费苦心，在临终之际离开亲兄弟死在鹰把式的家里。”
我听出了老印的话外之意，忙说：“卷宗里的供词虽然没有记录完整，但是当事人冯健应该还健在。你是不是想从这个角度着手？”
老印表现出一副踌躇满志的模样：“没错！在鬼子的地下要塞里，最后只有冯健一个人存活了下来。目前有可能得知火麟食盒秘密的，除了他就只有张树海和李光明，他们俩暂时无从下手找寻，可是冯健就不一样。如果咱们根据卷宗里留下的蛛丝马迹能找到冯健，并请他把最后的供词叙述完整，我想起码火麟食盒里装的是什么便可以知晓。而且，说不定那只盒子就在冯健的手里！”
我虽然觉得老印的分析头头是道，但事实上却对寻找冯健的下落显得忧心忡忡。毕竟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且不说冯健离开了这份卷宗的立卷单位——通化专区某军工厂，就连那座军工厂如今是否存在都是个未知数。
我把自己的担忧说给老印，他嘴上虽然连连称是，两只手却没有闲着。老印把原本就存放在他那里的第一册卷宗哗啦啦地翻动着，当翻到第三页的“受访群众名单表”时，对我说：“当年轰轰烈烈的‘肃反’运动虽然我有意逃避，但事实上我也审讯过不少人。为了对当事人的情况进行客观的了解，负责审讯的同志大都会征求群众对当事人的评价，之后记录在案作为卷宗的一部分存档。受访的群众当然都是与当事人密切相关的人，基本是同事或者邻居。这份卷宗只存有这份受访群众名单表，并没有受访群众的只言片语，我想大概是张树海和李光明由于匆忙未来得及整理的缘故。”
我猜测道：“既然他们俩没有收入受访群众的调查意见，却放进了一张名表，这岂不是显得很多余？这张名表里的人物会不会都是他们擅自造出来的？”
老印摇头道：“绝不可能。这一点你不必怀疑。当时我们对这类审讯极为严格，没有人敢开这种玩笑！我估计张树海和李光明之所以把这张名表放在卷宗里一起装订，是在应付上级的检阅。试想如果你是检阅卷宗的人，面对成千上万的纸片，你会每份卷宗都逐页逐字地看吗？我想根本不会，至多也就是翻个三两页罢了。这就是理由。”
我对老印的这番话深信不疑。在此后我们通力合作的漫长岁月里，特别是在调查“纸人割头颅”事件的过程中，最终的真相都是凭借他有条不紊的抽丝剥茧，我才得以知晓其中的端倪。这位老伙计表现的轻而易举常常让我赞叹不已。后来在崇山峻岭的无人区，我们因为抓捕“鸭绿江水啸”事件的凶手而被八条野狼围困时，我曾问过他为何会有如此敏感的能力，他非常简单地回答我：“常识。在所有的复杂面前，只要有足够的常识，什么都算不上难事。”
在确定了接下来的行动方向之后，我和老印于当夜对通化城之行作了详尽的计划。至于如何向警队长解释我们在此期间的去向，老印则说：“这个你不必担心。我此前不是跟你说过么，只要我不拿枪对准他们的脑袋，他们巴不得我走得越远越好。”
就这样，度过了又一个难眠之夜，翌日我和老印如约回到警队。果不其然，警队长根本就不关心我们俩的所作所为，他甚至还答应了老印动用那辆破烂不堪的绿皮吉普车。结果老印变本加厉，腆着脸皮软磨硬泡，居然还搞到了一页只带印章的空白介绍信。
我问他死乞白赖弄张介绍信干什么，他故作神秘地说：“你小子跟前辈学着点！咱们到了通化城你就敢保证一帆风顺？要是名表记录的人员住址有变，拿着这东西咱就可以让当地的户籍部门帮忙，有这省力气的买卖为啥不做？”
我们先是把绿皮吉普车弄到修理厂换了四个轮胎，随后又到加油站加了满箱油，接着一路狂飙直奔通化城。由于我市地处山区，道路难行，抵达通化城足足用了两个小时。
下车之后我发现不但屁股异常疼痛，连蛋子都被颠得发酸，以至于在吃晌午饭时我都没办法大口咀嚼。老印问我这是怎么了，我只好温柔地回答他：“嚼得狠了扯得蛋疼。”
我和老印心不在焉地吃过午饭，然后弓着两条腿按照名表上的地址寻找受访群众。果然不出老印预料，由于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住址，当时的受访群众都已经举家搬迁，不得已老印只好使出了他的杀手锏——那张空白的介绍信，他用钢笔在上面龙飞凤舞地写上了当地的户籍管理处，不久我们俩就名正言顺地得到了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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