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绝密卷宗在这一刻戛然而止。
我望着有些酥脆的稿纸上，毛笔写就的最后一个引号，足足愣了好一阵子。由于这份卷宗的记录者书写的字迹不甚工整，我竟然用了差不多半个晚上才阅读完毕。我推开窗子，借着含混不清的夜光眺望被烧得惨不忍睹的卅街，一种被阉割的情绪搅得我心烦意乱。五天五夜，卷宗里记载的内容倒像是一段离奇的故事，显得不那么真实。难道曾经的通化城竟然有过如此惊心动魄的历史？
但是当我看着卷宗封面鲜红的“慎”字阴文印章时，又马上否决了最初的怀疑。在鲜红的印章下端，透露了这份卷宗的一个关键信息：
本卷共（2）册本册共（89）页
也就是说，这份卷宗本来有两册，而遗落在我脚边的只是第一册。那么，找到卷宗的第二册是否就意味着最终的谜底可以水落石出？强烈的好奇心让我深陷其中。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意已经被卷宗里的人物驱赶得支离破碎——秦队长、郝班长、冯健、黄三……还有小西天山寨二当家九枪八的枪法和满是脓包的脸，这些影像抓挠着我的床，令它变得咯吱乱响。最后，我“嘭”的一下蹿起身来，推开窗子抑制不住地吼叫了两声。对面的房子里马上亮起了灯，一个光着膀子的中年汉子“哐当”一声推开窗子，他手里拎着一把笤帚，指着我骂道：“这大半夜的你他娘的搁这得瑟啥呢？再嗷嗷我废了你！”
我连忙合上窗子。直到天亮，我依然没有睡去哪怕一小会儿。若干年后，我回忆起当时的那个夜晚，常常会想起街口面食店的妇人翻烙葱花饼的情景。
亢奋的情绪直到翌日仍然没有消减。那是我第一天到我市公安部门上班。家里托了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房亲戚，废掉了好几沓“大团结”，足足跑了半年才弄到一个名额。我原本以为我就此便可以成为一名除暴安良的刑侦干探，手持五四手枪，头顶黑沿大盖儿帽，一扫从前吊儿郎当的形象。可是没想到，他们迎面给我泼了一盆凉水，擦桌子泡茶，扫地晾抹布，没一样是我愿意干的。更要命的是，与我搭档的居然是一位瘪得像具干尸的小老头儿，他整日满身酒味，浑身上下唯有那只通红的酒糟鼻还带着点生气。
队里的人都叫他老印。可是，每次我跟他出去处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诸如谁偷了谁的两块钱，谁往谁家院里扔了一只死猫，谁偷看大姑娘洗澡时，他都让我叫他印老。他说毕竟我是毛头小伙子，要懂得尊重前辈。我嘴上一副茅塞顿开的样子，其实心里恨得直骂娘。不过，就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正是这位其貌不扬的老伙计，最终帮助我找到了那份卷宗的第二册。这是后话。
在此期间警队里接到一宗案子。或许是因为警队长刚刚喜得贵子心情好，居然破天荒地让我和老印也参与抓捕疑犯的部署会议。由于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身临其境地面对命案，还像模像样地准备了纸笔。后来为这事我的老伙计没少嘲笑我。警队长大致陈述了案子的经过：在我市东山的防空洞里发现一具无头裸尸，死者为女性，凶手没有留下任何脚印一类的痕迹，只是在一堆焚毁的衣物间留有半截字条，字条上歪七扭八地写着一个地址。警队长将案子的材料给了与会人员人手一份，并言说要着重从字条上留下的地址入手，迅速出击，显我警威，三日内将真凶缉拿归案，狠狠打击隐藏在社会主义里的无良败类！警队长字正腔圆的信誓旦旦让我激动得坐立不安，而老印却在这个时候不合时宜地发出了鼾声。结果，我和老印被命令留守队里接听群众提供此案的线索。
如此得来不易、显我警威的机会就这样在老印的鼾声里胎死腹中，我当然气愤至极。待警队里所有被安排任务的人员都行动之后，我一把将熟睡中的老印薅起来，不由分说地埋怨个不停。老印则睡眼惺忪地摸了把挂在嘴角的口水，冲我摆摆手：“赫子，就算我不睡觉，队长他也不会给咱俩任务的。”
我一脸茫然地问他：“为什么？不给咱俩任务为什么还让咱们参加会议？”
老印咯咯直笑，样子猥琐至极：“我来这里快十年了，队长换了好几任，案子却从来没有让我接过一宗。他们信不过我，只是做做样子罢了。这帮家伙已经把我这个酒鬼当成了一团空气，只要我不拿枪对着他们的脑袋，他们由着我做任何事情。”
我撇嘴道：“这都快十年啦，你咋就没升个一官半职的，靠工龄你也不至于混这么惨吧？”
老印满不在乎地说：“这些不重要。当年我何尝不是像你一样意气风发？我是我们那一拨里边最有前途的一位。谁料世事弄人，我也想不到我的下半生会变成这副德行，天天要以酒度日。”
我在心里禁不住连连嘀咕：你说你他娘的意气风发？简直是个笑话！你那弓成虾米样的身子一阵风就能吹折，你唯一的前途就是最后躺进黑漆的棺材板儿里，然后换两声假惺惺的哭声罢了。于是我打趣道：“印老，你是不是犯了什么生活作风上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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